明代家具史研究（4）(4)

    可以看出，禅宗所求的人生境界即消除智性（“智与理冥”），回归浑朴的心灵境界（“境与神会”），所以禅宗最后也归到一个“无”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禅宗对中国美学和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大，可以等同于道家哲学。这两种哲学都可以称为“玄学”，正因为“玄”，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才能产生独特的美感。它使人从智性地和世界的分离中重新回归与世界的融合与忘我，这样感性的心灵体验大概就是“美”的最大追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论及“词”的两种境界“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世界”和“我”是分离的，“无我之境”，“世界”与“我”是一体的。

    明代的文人一如前朝的文人，热衷于“参禅”、“礼佛”：参悟禅宗要义，获得“顿悟”的心灵体验、 “忘我”的美的体验和养生的妙道；与僧人交往，以为高人韵事。这样的生活追求，与其说是严肃的全身心的宗教实践，不如说是充满审美和养生追求的闲赏生活。

    “参禅”作为明代文人闲赏生活的一部分，一样需要外部的客观物质条件。首先，“参禅”需要静室—宁静毫无喧闹的环境；其次，需要良友或高人—志同道合的友人或僧人；再次，需要禅椅、禅床、禅凳（墩）或蒲团以供落座。“参禅”时人们习惯于盘足而坐，所以这些家具比普通的家具更宽，更深，便于盘足。

    筑园

    “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使有别辟之境地，若为天开，以故兴愈鼓，趣亦愈浓。朝而出，暮而归，偶有家冗，皆于烛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驾舟，三里之遥，恨不促于跬步。祁寒盛暑，体栗汗浃，不以为苦，虽遇大风雨，舟未尝一日不出。”
　　　　　　　　　　　　　　　　　　　—明 祁彪佳，“寓园”

    皇宫贵族、文人缙绅热衷筑园之风气源远流长，大约园林从房屋建筑诞生初，便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正式的宫殿、宅院不一样的是，园林乃是以山水草木为主、建筑为辅，供人游赏的去处，于是园林的布局经营几乎比正宅大院更多地浓缩了纯粹的艺术审美的追求。“筑园”如同绘画，绘画之经营布局、线条勾划、浓淡渲染可类比于筑园之位置规划、山水布局、草木培植，均体现了筑园者的艺术修养和造诣。

    明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于筑园的风气到明代中晚期达到鼎盛，无论是皇城、还是江南、或是两广，均遍布大小园林，其中以都城北京和江南为最甚。都城的园林大多为高官贵戚的营构，多富丽奢靡，庙堂气重，江南园林则大多是致仕归隐的文官的营构，多朴素清雅，多山林气象。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人的一生永远在“进”与“退”这两条人生道路中倾摆，通常来说，文人们还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根本，而“归隐山林”常常不过是这种理想落空后的退路。明代中晚期的士风受着倾颓的政治氛围的压抑，他们将园林视作归隐山林的人生理想的寄托，便是合乎情理之中的事情。园林之美，在于山林气象之美。然而园林终究非真正的山林，人造的假山假水终究不是真正的大山大川，园林是微观的山林，“咫尺山林”，就是要在方寸之地营造大山大水的气象，所以园林追求的美乃是不落痕迹，不落匠心地以方寸之地，片山片石营构自然山林的神韵和气象。以下两段文字分别描述了南北两地（苏州和北京）园林中之典范，不妨略作赏析：

    “近日城中，唯葑门内徐参议园最盛。画壁攒青，飞流界练，水行石中，人穿洞底，巧逾生成，幻若鬼工，千溪万壑，游者几迷出入，殆与王元美小袛园争胜。袛园轩豁爽塏，一花一石，俱有林下风味，徐园微伤巧丽耳。

    “徐冏卿园1，在阊门外下塘，宏丽轩举，前楼后厅，皆可醉客。石屏为周生时臣所堆，高三丈，阔可二十丈，玲珑峭峭，如一幅山水横披画，了无断续痕迹，真妙手也。堂侧有土垄甚高，多古木。垄上太湖石一座，名瑞云峰，高三丈余，妍巧甲于江南。”
　　　　　　　　　　　　　　　　—明 袁宏道，“园亭记略”，《袁宏道集笺注》

    “环北湖之园，定园始，故朴莫先定园者，实则有思致文理者，为之。土垣不堊，土池不甃，堂不阁不亭，树不花不实，不配不行，是不亦文矣乎？

    “园在德胜桥右。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匾，柱无联，壁无诗片。西转而北，垂柳高槐，树不数枚，以岁久繁柯，隧满院。藕花一塘，隔岸数石，乱而卧。土墙生苔，如山脚到涧边，不记在人家圃。野塘北，又一堂临湖，芦苇侵庭除，为之短墙以拒之。左右各一室，室各二楹，荒荒如山斋。西过一台，湖于前，不可以不台也。老柳瞰湖而不让台，台遂不必尽望。盖他园花树故故为容，亭台意特特在湖者，不免佻达矣。”
　　　　　　　　　　　　　　　　　—明 刘侗，“定国公园”，《帝京景物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