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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会议的学术特色
第一，研究队伍日益庞大。从目前看，“管理学在中国”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管理问题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学术平台。就第二届会议的情况下，在论文数量、论文质量、参会人数、研讨的深度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进步。尤其可喜的是，从第一届纯粹的内地学者开始，此次会议还吸引了港台地区的学者及国外学者。一些学者还提交了中外联合写作的文章，预示着“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队伍正在逐步扩大，其学术影响力也必将日益提升。同时，一些学者还建议进一步强化这一领域研究的协作，如会议之前，有学者建议签署会议《共同宣言》，以逐步凝聚研究力量。
第二，.逐渐向解决中国实践管理问题聚焦。郭重庆院士曾认为，“解决中国管理实际问题，就是最好的走向世界。”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议上虽然对于学术规范的问题继续深入探索，但是一个非明确的但是巨大的呼声是，要在学术规范基础上，强化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关注，从解决中国企业实践问题入手研究“管理学在中国”的问题，而不能让管理学书研究成为谋生的工具。与前次会议相比，本次会议收到的论文更多体现了对中国管理实践与问题的关注，而会议期间的诸多“论战”也证明，实践问题也最容易引发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第三，平等、热情与自信的学术对话。长期以来，中国管理学界很少有相互间的真诚对话，更少有价值较高的学术争鸣，倒是大量存在着文人之间的“同性相斥”以及伴随而来的“冷处理”策略。就像张维教授在致辞中所讲的，“只有平等有实质性的学术交流才能真正促进管理领域的学术发展，希望能通过此次学术研讨会推动我国管理学的发展”。从研讨会上持续不断地热烈讨论和参会者的高涨热情，可以看到平等、热情而自信的学术对话氛围正在形成。这一显著区别于其它学术会议的学术特色，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成长与理论创新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或许就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希望所在。
第四，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研究“管理学在中国”，首先需要搞清楚“管理学在外国”是怎么一回事，二者之间的联系、区别在哪里。在这一方面，许多人曾经倡导所谓“中体西用”的观点，但是，这个口号喊了一百多年，到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还是“体”和“用”之间的排异反应。其实，“体”和“用”是相互依存的，简单割裂它们之间的关系，想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本次会议所收集的研究大多采用各种国际通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对古今中外的各种理论、文化和管理实践基本上能够怀着敬意比较客观地对待。管理学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和傲慢，这种开放的学术视野在研讨与多数论文中都有比较充分的体现，这在很多学术研讨会上所难见到。
2．研究展望与期盼
在充分肯定此次会议的积极一面的同时，会议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虽然会议论文比第一次会议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对于“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聚焦还显得较为薄弱，许多文章不是老生常谈，就是离题甚远。再如，研究“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会议，却缺少了对中国管理问题最有发言权的群体之一——企业界人士。参加会议的实践界人士凤毛麟角，这是会议的严重不足。此外，鉴于议题的重要性，会议还没有吸引到足够多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专业学者。当然，从这一会议仅仅举办了两届的情况看，上述可能有一些苛刻了。基于此，我们冒昧提出对“管理学在中国”深入研究的展望。
第一，要有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切实行动。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和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⑥]作为中国管理学术研究者与实践者，最迫切的任务不一定是首先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在更加全面地、辩证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研究成果的同时，深入田野，发掘中国企业家与管理者在管理实践活动中的首创经验，关注中国本土管理现象的探索与分析，对中国企业的实践发展提供知识支持与服务。为此，我们要重塑中国管理学界的使命，不遗余力地强调“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而不能仅止于坐而论道与“呼吁”，而应该采取必要的、切实的行动，直面实践，走进田野，不如此，还谈何“立地”与“顶天”？因此，行动的逻辑，必是“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根本方向。
第二，进一步营造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是所有几乎研究者的渴望。其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举措是变革与优化学术评价和考核机制，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也是中国管理学研究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此外，创建更加开放的学术平台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鼓励适合于原创性知识形成的研究方法。就像郭毅教授所提出的，在推进“中国管理现象”研究中，必须大力鼓励那些具有原创性的、质朴性的、挑战性的、质疑性的发现，而这需要解除学术研究路径与方法中的自我禁锢。适当使用那些相当精细的研究方法或工具固无不可，但是要知道再精细研究方法本身也不太可能产生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所以，“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应不拘一格地鼓励采用那些适合于原创性知识形成的研究方法，如田野研究、扎根研究以及现象学与文化心理学的方法。在这样的理论研究初始阶段重在框架搭建与问题发现，之后才能逐步深入到可以精细操作的实证研究中。
第四，加强“管理学在中国”的国际交流。“管理学在中国”在中国的一个反证面就是“管理学在外国”。在津津乐道于“中国特色”的同时，我们似乎也看到，有些“特色”恰恰是管理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所以，“管理学在中国”研究不应该为了体现“区别”而研究，也不能为了显示与众不同而夸大管理的差异。在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中西方文化也因为相互学习而一步步地趋同。或许，从根本上讲，管理学在中国就是一个伪命题。或许，随着全球的一体化进展，当我们还没有讨论出个子丑寅卯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没有价值了。因此，今后要更加充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者不仅应了解世界上管理学的新进展，也应使世界了解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为此，“管理学在中国”研究应十分重视国际学术的合作与对话，使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走向世界，推动和促进全人类共享管理学研究成果，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