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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理研究者的反思，韩巍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科研队伍的建设“既要反对循规蹈矩, 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更为关键的是“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作为中国管理学术实践者，最迫切的任务一定不是与“国际接轨”！而应该是提倡真正的科学精神，更加全面地、批判性地吸收西方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是鼓励研究中国问题，解决中国疑难，建立更加开放、多元、公平竞争的学术平台，为此，我们不能仅止于“呼吁”，而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
4．对管理研究方法的反思
对于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已经持续十几年了，期间，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在比较迅速地变换着，可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郭菊娥、席酉民曾根据对2000年以前中国管理研究文献的分析，认为“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是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特色”。[③]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实证研究方法迅速“一统江湖”。谭劲松教授说到的一段趣事或许可以提供佐证：“2005年我应邀参加了一次20余家中国顶尖经济管理学术期刊编辑的恳谈会。有些期刊的编辑提出，为了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化，学术期刊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只发表‘实证研究’”。他并不支持这种提法，认为“片面地、扭曲地理解了实证研究的内涵，就会导致了对于实证研究的滥用，并扼杀科学研究的多样化，扼杀创新”。[④]实际上，目前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已经不再是规范与实证的简单的孰是孰非的争论，而是要深入的多了。这不但是国外相关争论的国内延续，还跟这种争论难以改变国内对实证研究的主流化局面有关。上次探讨会的一个共识是“创建中国管理学，确立科学精神和运用正确的方法论是其最重要的前提。”[⑤]
“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是采取全盘西化式的数理模型与实证分析，还是对这种主流研究范式进行修正？怎么修正？这也是与会者热烈争论的话题。
李京文、黄如金对现有研究的三种路径进行了评价。一是机械式的“拿来主义”，在理论上类似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和行不通的；二是“范式移植”，这种做法考虑到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不过，“范式移植性灾难”的屡屡发生；三是立足于国情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做法，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有益成分，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贾旭东、谭新辉在“弥补中国管理研究的方法论缺陷”中认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有其优势和缺陷，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研究问题和情境，两者并不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中国目前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重视定量研究、忽视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中又非常缺乏对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方法论的运用。而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因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巩见刚基于管理学的应用学科定位及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困境，认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来说，要对实证主义进行深入、冷静的分析与合理的应用，而不是对实证主义的盲目崇拜。他从哲学的角度进一步挖掘了实证主义与管理学的渊源，并批判了实证主义的一些缺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胡奇英则指出，仅仅局限于科学的实证方法，或曰仅仅关注科学实证主义，对管理研究和管理学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树旺与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经贸系刘素菊在会议论文“普适性与民族性的真正对话的开始——“管理学在中国”论争的方法论意蕴“中认为，科学主义管理学以实证研究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严格的科学性、普适性、逻辑性；人本主义管理学以解决实际管理问题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点是艺术性、民族性、有效性。此双方近20年来互为诟病，难以对话。管理学研究中的这一学术对立，源于‘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与生俱来的经典命题。当前时代实践课题与学科发展规律要求，对立的双方必将由冲突走向交融。”韩巍、席酉民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主流的研究方法，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组织冲突的挑战，已不被国际学术界当作唯一“合法”的范式，早已受到了越来越多深刻的挑战，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证研究有自己的边界，不是任何管理现象都是可观察，可测定的。尤其对于中国情境富含大量“历史”、“政策”、“亚文化”、“组织内部”很多“动态性”、“非显性”的要素，很大程度上要借鉴“历史分析”、“诠释学”、“建构主义”等非实证研究方法。这个认识不改变，“独尊实证研究”，不允许多元并存，一不能算是真正的国际接轨，二更会回避大量对中国管理真正有意义的问题。
由于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后发性和民族文化中理性和实证主义传统的缺失，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对实证主义的态度基本呈现“不得不追随但时刻感到苦恼”的状态。在方法论问题上，不单管理学如此，其它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皆如此。再从西方学术思想史的严格看，实际上即便在西方，都实证主义的批评也一直在伴随着学术发展的每一个过程。因此，中国管理学者在方法论上的论争，实际上“国际官司打到了国内而已”。从上述观点不难看出，虽然部分学者反对片面的实证研究，但是并没有否定实证研究存在的必要性。或许，大家反对的有两点：一是反对实证主义的“霸权”，但是在反对的同时，如何建构非实证的方法又是颇为头疼的事情。二是反对研究中的简单唯方法论，即把科学的方法当作发表文章的工具，而不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探寻对现象的理解与解释。
二、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与关注
或许与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学者们集体的呼吁相关，此次会议论文与第一届会议相比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的关注明显增多。与会学者们就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模式、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模式的初步探索
总结中国成功企业的管理实践是“管理学在中国”的一大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陈小洪先生通过对宏观统计数据和我国领先企业调查资料的归纳、比较，分析了我国企业的创新机制、创新能力和创新战略模式。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先生在发言中认为，中国企业成功管理实践具有三大典型特性：一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卓有成效的“管理哲学”，二是引进西方现代管理理论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三是探索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成功的“管理实践”，而从中国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案例看，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可以从三个视角来分析：一是中国管理哲学；二是现代管理科学；三是成功管理实践。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张东向先生在“科学化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继承管理学关注整体和变化的研究方向，在借鉴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中行的管理实践，提出了“科学化管理”实践模式。这种实践模式重在把本企业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知识、技能和成功的管理经验提炼出来，并进行筛选、整理，形成制度、标准和规范，形成理论，从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达到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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