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叶康涛与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孙黎、彭维刚通过深入对比分析两个事先极为相似、但事后绩效迥异的国际并购案例——联想收购IBM的PC部门以及TCL与汤姆逊合资，深入研究了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现有文献提出的并购绩效影响因素对于该两个案例解释力度非常有限，且研究还发现导致两者业绩悬殊的最主要因素为产业和技术趋势。此外，企业吸收能力、管理者过度自信、人力资源政策和交易安排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者的业绩差异。研究结果有力补充了现有文献对并购（尤其是国际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改进其国际并购决策具有重要启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杨柳、井润田用实验方法研究跨文化背景下谈判策略（合作倾向和竞争倾向）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姜秀珍、金思宇等基于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外派人员的实际情况，通过发放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对中国跨国经营企业外派人员回任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统计分析结果发现，组织辅助支援、职业生涯管理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不存在正向显著影响，而外派任务类型、组织规模与组织文化对外派人员回任意愿呈正向显著影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唐炎钊等基于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的视角，提出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文化整合的一个概念框架模型。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徐笑君、佟星、邵波基于演化模型对中国企业全球化模式进行研究，认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时间越晚，在构建海外企业的组织结构、战略和行为等方面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越有可能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也面临更严酷的全球市场竞争。
4.对人力资源相关问题的研究
采取怎样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跨文化管理比较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因为对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统。
在管理者价值观与领导模式方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雪莉、王洁瑶、张力军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管理者受到西方的影响，价值观念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并直接影响到其管理决策和管理行为。同时，具有东方管理哲学特征的传统价值观扔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说明价值观是相对固定，并非轻易能改变的，中国管理者尽管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但在深层次的一些方面，传统观念依然固化于心。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廖建桥、赵君、张永军研究认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教育程度和信息传播方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社会权力距离呈减小趋势，因此迫使领导行为由专制型领导向变革型领导转变。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宋培林教授在“基于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的企业家胜任力结构辨析”中研究归纳讨论了企业成长不同阶段企业家应当具备的胜任力结构，认为企业家胜任力只有与企业成长不同阶段相适应，才能推进企业成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刘彧彧、丁国林、严肃则立足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从领导—成员交换的角度出发，考察了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平感和组织沟通开放性三者间的关系，再次证实在现代组织中不同成员和领导的交换质量是不一样的，普遍存在“圈内”和“圈外”现象。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宋继文、徐淑英与罗胜强的实证研究采用系统观的视角探讨了组织管控系统对中层经理工作结果的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相对重要性。通过多层线性模型的计算发现：组织管控系统越强，中层经理的工作态度与绩效越令人满意；当因变量为中层经理人的情感承诺和任务绩效时，指导型文化、互相投资的雇佣关系、以及变革型领导对其的影响依次减弱；而当组织公民行为为因变量时，对其影响最强的依次是变革型领导、指导型文化和互相投资的雇佣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李忠民、马冰对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型员工的责任心进行研究，证明了中国文化情境下知识型员工的责任心总体上是比较强的。其中，同事责任心强于工作责任心、自我责任心和组织责任心；男性较女性具有更强的责任心；男性对自己的责任心要明显高于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员工责任心却在相应减弱，年龄在46岁以上的知识型员工责任心水平最低；未婚知识型员工较已婚知识型员工具有更强的责任心；工作了19年以上的知识型员工大多安于现状，对事业的责任心相对要低些。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周二华、熊雅羚、田力对我国高学历女性职业生涯阻隔因应策略有效性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女性管理者职业生涯阻隔因应策略类型与因应策略有效性显著相关。
在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方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胡奇英从企业自身的现实利益角度，给出了担承企业社会责任能给企业带来的好处。社会责任能够让企业自己变得更强、更高、更伟大的可能途径与手段。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曾昊与陈春花在提交的会议论文“和谐视角下的企业文化管理评价研究——基于中国的企业文化管理实践”中指出，企业文化管理评价研究不同于传统的企业文化测评研究，是在我国企业文化管理实践深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课题。不但对企业文化管理的测评模式、评价逻辑和评价框架等基本问题加以研究，而且还将其成果与我国社会文化中所倡导的和谐视角相结合，并应用到具体的管理实践中。
5.对中国企业公司治理实践问题的探索
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首先与“国有”的特征相关。李凯、邹怿、艾宝俊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在金字塔控制结构下，现金流权与两权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能影响管理层持股的激励作用。由于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作为终极控制股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缺失，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有效监督不足。这时即使给予一定股权激励，管理层也会追逐自身利益，而不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损害公司利益。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郑长军、叶钦华选取我国上市的10家中小商业银行，就它们的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不相关，法人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不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均与银行绩效负相关。因此，增加中小商业银行法人股的比例，构建相对分散制衡的股权结构，对提高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绩效具有积极的意义。王诗才、何秀富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失信行为与一些公司治理特征与之间密切相关，这些治理特征包括公司控制人性质、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长持股比例以及领取报酬的监事比例。王诗才、桂宁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偏误的实证研究表明，失信行为导致公司的系统性风险被显著性放大，证券市场的整体被动也随着失信行为的增多而加剧。
三、对“管理学在中国”理论体系建构的探索
虽然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演进相比，我国学者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由于时日尚短而略显稚嫩。但可喜的是，无论出于怎样的动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与第一届研讨会相比，此次会议在有关“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理论的研究方面有了更多的成果，一些研究也趋向于深入。
1．既有学说的发展与新学说的出现
三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研究方面已经产生了一些理论的亮点。或许我们还无法这些成果叫做“中国的管理”成果，但是这些探索的可贵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在和谐管理方面，席酉民教授在讨论中对和谐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哈尔滨工程大学李平副教授基于和谐管理理论，阐述了中国情境下的组织知识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基本体系，并对知识和谐管理的和谐主题进行了初步界定。在整合国内外既有知识管理理论有关知识应用过程研究的基础上，从和谐主题的确定依据、基本内涵、确定逻辑和主要内容等方面对知识和谐管理的四大和谐主题进行了科学的诠释。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对和谐管理理论进行了评析，认为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为“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谐管理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一种学说，和谐管理理论经历了泰罗式的“走出经验”、西蒙式的“走出最优”、哈耶克式的“走出建构”，走向新型管理诊断学。这一理论的切入点，经历了“计划→战略→定向”，具有范式性贡献；其研究内容，经历了“控制→协调→和谐”，形成对不确定性的消解。但尚有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包括排除人性假设是研究策略还是学科逻辑问题、和则与谐则耦合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问题导向与原理导向的关系问题、理性建构和知识演化的认识论问题。郭毅教授在文中提到，和谐管理这一“研究成果具有规范的学术意义和对话价值。奇怪的是，国内管理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原因何在？”他分析道，席酉民教授的研究聚焦于中国人对天地生态所持有的价值观及其行为准则，在中国人的终极关怀、追求与中国人日常行为及其组织与管理方式之间建立了一个逻辑性的因果机制。就此而言，“和谐管理”实际上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体现。与西方社会科学注重分析的传统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更重于“整合”，其实质的意义远远大于形式的意义。他的研究有西方学术中的“分析”成分，但最终仍以“整合”为理论的主要因子。这样，“和谐管理”的“完整性”就有可能使学术界难以对此开展对话和争辩。但根本的挑战还是，如何对待西方分析性思维与东方综合性思维的对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