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6)

    在东方管理研究方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于保平基于在对CSSCI期刊104篇论文的分析，回顾了东方管理研究自1994～2008的成果表现和理论发展情况，发现东方管理和中国管理为主题的论文发表有逐年增多的趋势；总结了东方管理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东方管理领域的论文在整个管理学研究中，还处于起步阶段，多偏重和关注于理念、概念、新理论框架的介绍，而在具体实证、方法和操作层面的研究较少，这影响到学者对前沿问题的判断和研究。该研究还阐明了东方管理研究面临的挑战，如东方管理的研究与西方管理学研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具体表现在理论内涵的不统一、研究内容的混乱、囿于历史文献的思想挖掘和解读方式、规范研究方法的缺失等，东方管理研究陷于一定程度上的圈子式的交流与孤芳自赏的情绪化表达，因而不仅不能与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对接式交流，也无法实现理论和体系上的重大突破，自然也不能对管理实践提供清晰有效的解释和指导。该文指出，东方管理的研究需要从科学性、艺术性和道德性三个层面，重点研究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的“人”和“组织”的问题，重视规范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加强国际化交流，构成东方管理对普世管理学的贡献。

　　在和合管理方面，李京文院士与黄如金先生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及策略原则，认为要从国情出发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认为以人为本是中国式管理的实质，和合是中国式管理的基本指导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是管理思维的辐射源，易道是辐射源的核心，辐射并影响儒、道、佛、墨、名、法、阴、阳、兵、农各家的管理思想，同时还影响东南亚各国的管理思想，儒学则是这一辐射源的结构层和集大成者，并且延续影响到今天的现代管理思维。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就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传统和合文化理念、以中国和合哲学思想为指导的、结合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同时吸收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有用之内容，由兼收并蓄中外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之精华，从而创新发展而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所谓新学说，并不是指论者第一次提出的，而是在“管理学在中国”会议论文中首次出现的，因为许多相关学术成果早已见诸报端。

　　南开大学商学院齐善鸿教授在会议论文和主题演讲中提出了“道本管理”的理论，从中西方管理哲学融和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道本管理”的概念与导出逻辑。道本管理就是以道为本的管理，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管理，是在管理经历了“神本”、“物本”、“资本”与“人本”等阶段后提出的新的管理思想。道本管理的目标是解放人而不是控制人，是促进人的发展而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人的发展，是要激活企业发展的动力系统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通过破解管理的悖论来缔造先进的企业管理文明。这一管理理论的认知命题包括社会系统建构认知命题、服务内在动力系统认知命题与主体价值认知命题。

    另一方面的新学说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韩德强副研究员提出了的“整体管理”，是一种基于企业家视角的企业管理理论。与管理科学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整体管理更注重企业家的头脑，注重意志、信念、激情、信任等因素的作用。与流行的三权分立机制保障企业健全运行的思维不同，整体管理注意到三权分立机制的逻辑缺陷和现实局限性。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假定不同，企业家更能看到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种种不均衡，从而看到种种投机的作用。与制度决定论不同，企业家更注重培养一个有信任和默契的领导团队。由此作者认为，管理科学是技术，而不是管理。科学管理只注重制度，而缺乏领导艺术。西方企业现代化的不是管理，而是技术。整体管理思维认为，企业最需要开发整顿的，不是流水线，不是库房，不是财务，不是销售，而是领导人的头脑。

　　2．对中国传统管理资源的再认识

　　徐淑英教授在“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一文中曾认为，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事实表明发轫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使用性。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实践人士开始应对这一挑战，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亦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中国管理学。

　　在管理实践中，“中国文化元素”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王雪莉、王洁瑶、张力军的实证研究表明，东方管理哲学在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战略制定方法，管理制度的权威地位，对人的管理出发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竞争和平等这样的代表西方管理哲学的价值维度则在具体的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选择方面发挥着作用。以我所思为主，有选择性的为我所用，这个特点本身也符合东方管理哲学的灵活适应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方面，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先生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管理理论无所谓中式、美式、欧式、日式的区分，各国的管理科学也没有本质差别，譬如战略理论、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等。但因文化的差异，各国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管理科学的本土化就是要继承并发展优良传统中国管理文化，促进管理科学在中国的实践，中国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也必将推动现代管理科学进步和中国管理哲学的提升。

    在上述认识情况下，如何在基层传统资源的前提下创建中国的管理学？一些学者提出了与前人（中体西用）相类似的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王利平教授在论文“‘中魂西制’——以中国式管理为基础的管理学命题”中指出，作为一种“式”的中国式管理不单纯是管理哲学或管理方法问题，而是贯通、跨越了从管理哲学到管理方法诸层次的，体现为一种与文明类型相伴随的管理类型。在一体化组织理论框架的范畴体系中，中国式管理就是在中国人组织中通行的目标整合、制度规范内在逻辑支配下，包含了部分相容的西方现代管理体系和方法在内的，体现了至今仍有现实价值的中国传统观念和意义的管理类型，即“中魂西制”。“中魂西制”的中国式管理，实质上是体现中国精神和意义指向的，采用具有相容性的现代西方管理体系和方法，以中国人组织中通行的社会性目标整合和制度约束机制实现管理的组织管理类型。中南大学戴国斌的论文则强化了中国文化重要性的概念，他以战略之树来比喻一个中国管理学的认识框架的建立，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通过战略来促成管理实践中科学、艺术、哲学元素的融合，战略是中国管理学认识框架的核心，同时对心智给予必要的关注，突破西方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使管理研究更加接近管理实践，并赋予中国管理学研究以全球意义。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高猛从中国式管理的文化生态学视角研究“面子”文化与管理之道，从中国人“面子”的行为本质、运行机理、内在动因、功能效果、文化本源五个方面探讨“面子”文化生态中管理的“黄金法则”。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戴黍教授采取现代视域，从整体运动的管理环境、和合发展的管理理念、时中务实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对《周易》管理思想进行了阐释与解析。华南理工大学史丽华和晁罡、台湾国立云林科技大学吴进安通过梳理历史文献及前人研究，编制出了儒家快乐观量表，并以198位台湾企业管理者为样本，探讨儒家快乐观与主观幸福感、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中南大学商学院颜爱民教授在论文中从元规则层面探寻了“义”、“利”的本源，将“义”“利”规则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进行了分析，得出“驱利”以构建激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