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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在中国”研究上述现象的出现，或许与我国学术界整体的建构状况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在短时间内接触到大量的国外理论，是我们出现了“盲目崇洋”思想，而对“地方性知识”知识的研究缺乏必要的理论建构。郭毅教授指出，“管理学在中国”实际上是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在管理学界的体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家地位的提高，有关管理学“地方性知识”已成为中国管理学者必须要认真考虑和对待的科学研究任务。但该门知识的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很低，尚停留在经验式的水准，所以应更多提倡对“中国管理现象”的研究。
如何结合“地方性知识”进行“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巩见刚认为要从解决中国企业的现实问题入手来探索。他认为，管理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门应用学科，因为管理研究中发现的规律很难保证具有普适性和可重复性。这决定了管理学的目的不应该是找寻规律，而是解决管理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管理学研究同管理实践之间的脱节，否则，管理学研究很可能成为学术界自己玩的游戏。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刘应宗教授则通过对管理本质的反思与探析，提出了“管理是特殊的社会劳动”的观点。南开大学商学院齐善鸿教授和曹振杰更是将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他们认为，人们对压制人性的管理实践和忽视人心规律的传统管理理论的批评很多，但从管理哲学层面与管理思想层面的反思很少，在管理理论元命题上的突破更少；各种“中国式管理”提得多，而从管理文明的角度对中西管理文化与管理哲学进行综合思考的则比较少。在大会主题演讲中，齐善鸿教授从“自然主义与生命哲学的握手”的视角，提出了管理的悖论与异化问题：看起来管理的知识体系愈来愈庞杂，新概念和新理论不断涌现，管理是一派繁荣景象，可是，管理中的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减少了。因此，必须改变管理研究中的“修修补补”的方式，而从哲学高度把握管理的核心和本源问题。
2．对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体系创建必要性和现状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引起西方学者更多的重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顾倩妮基于六种国际管理期刊2000~2009年刊登论文的统计来分析国际管理期刊对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关注情况，结论是，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对中国管理理论的建设是缺失的。这个结论也印证了中国管理学的话语权失落的现实。
那么，是不是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这个任务应该由谁来完成？徐淑英教授曾撰文指出，发轫于欧美的管理理论并不完全适应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中国情境，西方管理理论在应用到中国的管理实践时会不断遇到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这使得管理学者逐渐意识到，管理领域中已有的研究并不都具有普遍的使用性。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实践人士开始应对这一挑战，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亦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②]本次会议上，承接这一观点，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陈春花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深入讨论了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她基于自己长达15年的企业观察与研究，对比美日两种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是：第一是中国企业的实践成效。她认为，中国的企业实践还没有贡献真正的竞争力，还没有获得行业或者世界市场的确认和学习。因此，中国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应从事更多的启蒙工作、学习的工作，真正深入到中国企业的一线中，和企业的管理者们一起发现问题，寻找解答。当我们和中国的企业一起获得成效的时候，也一定会归纳和提炼出“中国式管理”。第二是对实践重大问题的认识。对于寻求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者来说，如果不了解当今中国企业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不了解中国管理者们所困扰和遭遇的问题是什么、不能找到影响管理绩效和企业绩效的因素是什么，就无法完成对于“管理学在中国”的研究。第三是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管理需要根植于文化和环境中，如果没有对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深刻理解，就无法获得管理理论的成果，也许应该回到德鲁克先生对于中国管理者的忠告上去。
可惜的是，虽然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心知肚明，但是囿于目前的学术评价体制，中国学者大量相关研究还是处于“空对空”阶段，真正的创新性地对“管理学在中国”实践问题的研究十分少见。郭毅教授指出，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些事实，西方学术界并未由于其意识形态偏见而有意躲闪，而我们中国管理学者却似乎视而不见。对于这些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并对中国管理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事物，好像全无感觉。中国管理学界的反应，可以被视为在对中国研究方面，无论是在意识上、视角上和方法上明显的滞后状态，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中国现实发展中的强大洪流和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中的“孤岛式陶醉”。齐善鸿、邢宝学等在会议论文中揭示了中国式管理研究中存在着的“理论泡沫”现象，“大量的管理学论文、著作被既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被学界所关注。中国式管理除解释了部分管理现象外，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回答和解决现实中管理者、管理对象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上海大学孙继伟、巫景飞则认为，“大多数管理学研究者陷入了‘客户迷失’的尴尬处境”，因而也导致了郭重庆院士所指出的“对实践‘插不上嘴’，只能‘自娱自乐’、‘做练习’式的研究”，这是管理学界的严峻问题。典型的客户迷失有抛弃客户型、客户倒置型、两头踏空型三种种。管理学界的这三种种迷失都相当严重，这加剧了管理学脱离实践和学术不端两大问题。至于客户迷失的客观原因，一是研究成果付款人与使用人的分离且关系疏远，二是研究成果对实践的贡献难以分离评估。主观原因是研究者的表达方式背离了客户导向；学术评价与奖励政策的误导则是制度原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彭贺在对西方管理教育（包括研究）进行系统反思的基础上审视中国的管理学研究与教育，发现中国管理研究逐渐走向规范的同时，也开始日益步美国管理的后尘——过于强调研究的严密性。管理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日益明显，研究议题、研究贡献与实践鲜有相关性，研究者倾向于从西方文献中寻找研究议题，而不是从中国本土管理实践中去发现问题。除了西方主要出现的“无关型”脱节和“传递型”脱节之外，在中国目前还充斥着“超脱型”脱节、“应用型”脱节以及“落后型”脱节等问题。
3．对研究者的反思
出现上述问题，除了目前似乎“不可逆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研究的反思，必然要涉及就管理学研究者自身的反思。韩巍与席酉民在其大会发言文章“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一个行动导向的解读”开篇便设问：“作为管理研究者，是被好奇、问题，还是利益/行规所驱使？”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对所有中国管理研究者都颇感沉重的话题。陈春花教授在文章中借着对德鲁克的评价而提出了对中国管理理论研究者的疑问与期望：“对于德鲁克先生来说，企业和管理远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那一种，他知道有一个巨大的空间存在，他更清晰地知道这个巨大空间所蕴涵的深厚时间，他因此领悟了自己的宿命，如果没有对于这一切命题的真切的感受，如果不是对于世事和管理的痴迷，我想不会有德鲁克先生这些透彻的思考和精确的阐述。我们欠缺的是否正是这种内心的冲动呢？”谭劲松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管理学者要倾听内心的声音。是的，倾听内心的声音而不是外界的喧嚣，要有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在中国的管理学者中，拥有使命感的人还是一种稀有品种。对于这个问题，李京文、黄如金指出，管理学者要有甘做冷板凳的静心、刻苦钻研传统文化的苦心、努力学习西方管理学的诚心、从国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心，要比其它的研究路径“出成果”难得多，需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和勇气。中国式管理的创新发展，所要走的应该是这第三种路径，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也只有在这种炼狱式的煎熬中才能获得创新发展。
除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外，学者的“泛滥”和研究问题的非理性状态，也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比如，郭毅教授在会议论文中所描绘了两种人：一是“还没有搞清楚中国某个管理问题的来龙去脉，其典型和普遍意义究竟何在，就自以为这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中国管理现象，然后就创造出一个新的概念和模式，是为‘大师情结’”；二是“在对某个现象所包含事物间的内在联系并不清晰的时候，就急忙下手考虑相应的研究设计，是为‘工程师情结’”。他认为，中国管理学者的“本土化”意识大概只能算是一种“良心谴责”或者“情感使然”的结果，而无“理性思考”，如此何来“优秀成果”？中国管理学者或许尚停留在朴素的“本土情感”水准上，并总是在抨击或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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