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未来回忆中国管理学术史时，或许会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它开启了中国管理学术界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群体性关注和持续研究。2009年11月25~26日，由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管理问题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管理科学学报》编辑部、《管理学报》编辑部、《管理学家》编辑部共同协办的“第二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京文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张维教授、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以及及来自全国各地60余所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3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金隆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林萍华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副主任张维教授与本次研讨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席酉民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华中科技大学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圆满成功。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管理似乎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与此同时，我们一直期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的管理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就像李京文院士和黄如金副研究员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论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及策略原则”所指出的那样，“近些年来不少睿智的企业家和清醒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式管理思想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满街都是管理学书籍，满街都是破产的企业’，‘满眼都是印着EMBA名片的企业家，满眼都是管得一塌糊涂的企业’。”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者群体的历史责任。就像郭重庆院士向中国管理学界发出的呼吁那样，要“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①]
本次研讨会汇集了境内外学者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论文97篇。与会学者主要围绕“中国情境中的管理理论研究”，“中国情境中的管理实践探索”，“管理理论体系的建构、评析及应用”，“‘管理学在中国’的未来与突破点”以及“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及其结合的中外比较研究”等主题展开研讨。本文拟结合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和现场的研讨交流，就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简要介绍与评述。
一、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反思与深思
反思与批判是理论创新与学术进步的根本动力，尤其是面对相对已经成熟的西方管理理论创建中国的管理学说时更应如此。因此，本次会议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长期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会议以来此类学术成果的反思。正如席酉民教授在大会致辞中所强调的，“‘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是一个开放的优质平台，因而不会有太多限定，各国与各领域的专家都能在此发表自己的观点。”“此次研讨会的初衷就是进一步弄明白中国管理学在过去暴露的问题如何在今后得到解决。”可见，对中国管理学进行反思乃至深入的思考和检点，已经成为对中国管理学进行理论建构的一项基础性的、必然要认真进行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郭毅教授指出，“中国管理学界不仅要自觉反省，更要学会反思······中国管理学界在中国管理问题的探讨中，固然已有反省，但反思严重不足，缺乏思辨和论证，缺乏探索精神，缺乏挑战勇气，思维单一而片面，这就容易或者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并进行各自界定，结果使其成为文人彼此间打口水仗的主要话题。”
1．对“管理学在中国”研究进展与误区的反思
对“管理学在中国”问题的凡是首先基于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霸权”地位。哈尔滨工程大学李平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管理研究话语权经历了从萌芽到形成到完全西化的演进过程，而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话语权可以解构为：引领学术共同体的学者、先入为主成为管理理论的主流、自诩为普适的管理学理论、控制大量国际学术期刊、借力强势组织管理实践活动、扩散和推广其研究方法与范式、依托国际化的英语语言等方面。西方管理理论的引入，在让我们学会了大量管理学的知识之后，也造成了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迷失。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韵江、李品媛、李青霞等在“中国管理学的效用：基于四维矛盾的解析”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进展仍然十分缓慢，多数架构依然处于“本土材料、西方概念”的状态，在基本概念、命题和理论预设方面具有自己真正创造性研究成果的甚少，而没有清晰理解和把握影响中国管理学效用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是阻碍中国管理学进步的重要方面。在大会演讲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中国西南政法大学教授Peter Ping Li也指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两大盲区：一是“依葫芦画瓢，无自主原创理论”，二是“与国际接轨的误区”，表现在“急功近利, 缺乏贡献”与“强调表面规范, 形似神不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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