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文化对中国传统家具艺术的影响(2)

    汉末董卓之乱犹如一股强劲的旋风，使久已摇摇欲坠的汉帝终于崩溃瓦解，北方游牧人因气候转寒，如洪水一样从高原上横冲直下，同农耕人激烈争夺生存空间。一场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开始，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特征更是在“山岳崩溃”的大震荡中走向错乱。乱世之中，各族人民流离失所四处迁涉，经受着种种巨大的痛苦与磨难。然而正是这种非理性的、野蛮化的冲击式洗礼，在摧毁着旧文明的坚固壁垒，从“野蛮而肥沃的土壤”中孕生出新的文明、新的文化模式、新的生活方式。

    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大分化中，民族大迁移、大混杂，东西南北文化大混合。胡汉交流，加速了全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使汉民族具备了大胆吸收外来文化的主客观条件。西方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也随着胡汉交流带入我国传统的生活习惯中。在胡汉文化的碰撞中，强悍野蛮的胡风使原来固守传统的汉人对旧的生活方式有了突破性的意识。随着丝绸之路佛教带来西域文化，垂足坐具逐渐被汉文化采用。胡床在东汉末年仅在皇室贵族间流传，魏晋时则主要是行军作战时将领们携带的轻便坐具。在南北朝时则在社会上普遍流行，到北朝末隋初连农村妇女都使用这种座具了。

    胡床的使用在许多史书上均有记载。《三国志》曹瞒传记中：“公将过河，前队适应，超等俺至，公犹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其引公入。”可见曹操作战时坐于胡床上。因胡床便于移动安放，家居常用作庭院中随意安放的坐具。《晋书·王导传》：“导子恬，沐头散发而出，据胡床中庭丽发，神气傲迈。”等等。还有胡床用于室内及门楼上，用于行路上、车船上或用于狩猎中的记载。胡文化正在以其固有特质对汉文化系统加以冲击、改造。野蛮但充满生气的北方民族精神，给高雅文温却因束缚于严格传统而冷淡僵硬的中国文化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胡床在中原大地逐渐广泛应用，表现出汉文化“胡化”的文化效应，表现出西方文化“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化于汉文化之中。

    畅通的丝绸之路成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和西方的行商旅人推动了两地文化的交流。佛教的东传和流行，改变了古代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在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俗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旧的传统和习俗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建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扩展了室内空间，也对家具提出新的需求。凡此种种，都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席地起居的习俗，也使得家具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器具方面呈现出由矮而高的趋势，传统的坐具床和塌的高度一般都达到人的小腿高度。更重要的是开始流行垂足而坐的各种高坐具，如胡床、圆凳、方凳等，这些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看到它们的形象。

    横贯西域的丝绸之路将东西方文化连接起来。西域地处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群的中间，东有中国的汉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闪族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世界四大体系汇流的地方。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独特的文化特点。敦煌地接西域，印度的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东传，经中亚、西域传入敦煌。

    在古代印度，强盛的贵霜王朝向西挺进，紧密地和古罗马帝国进行外交和贸易往来。第一代前来贵霜王朝从事佛教犍陀罗艺术创造的工匠，全部来自古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和近东，他们按照故国的表现形式、技巧和审美习惯来塑造艺术。因此，印度的艺术和佛教也就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古罗马希腊艺术的强大影响。西方古罗马希腊文化随佛教而渗入中国艺术之中。早期西方文化的传入正是依附于印度文化媒介渗透于中国的。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它扼据玉门、阳关两座关隘，西通葱岭至西域，东接河西走廊，十分险要，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也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从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中的壁画上，就可见到垂足而坐的高坐具。如257窟（北魏）出现了双人连坐的胡床，两位高鼻梁还有些遮掩的裸体女人坐在胡床上，她们既比中原内地的女像富于肉感，又不像印度女神那样夸张女性的特征，那样富于性的刺激，而表现出一种较为修长、较为适度的含蓄之优美。这是中西文化结合之人的形象。胡床座面是较长的木板，两侧底座各有两个交叉的支腿。高坐具垂足而坐的生活习俗表现得明晰可见。敦煌257窟另一壁画上可见到垂足而坐的方凳，敦煌285窟的壁画上还可见到高型坐具筌蹄，这是用草或藤编织而成，形似腰长鼓，也有称之为腰鼓凳，在北魏龙门莲花洞浮雕像上也可见到。高高坐于筌蹄上的女菩萨头戴宝冠，披大巾，穿半袖衫和长裙，其形象混杂了印度、波斯风味，融东西文化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