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鲁安-篆刻家书画家收藏家(2)

   　钟爱收藏

　　杨兽安学的是经济，干的是金融，爱的是收藏。他的爱好使他在收藏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教育和家庭熏陶分不开。

杨鲁安祖籍河北沧州，1928年5月出生在天津一个回族世家。他的祖父喜好古董，尤好瓷器，家里收藏了不少古玩。他的大外祖父叫孙华潭，是天津有名的古玩商、收藏家，曾开过一个叫"大吉山庄"的古玩店，经营青铜器、古钱币、瓷器等，并与天津著名学者、收藏家罗振玉、方药雨，方地山、袁寒云等人过从甚密。后来，他父亲也开了个古玩店，请大外祖"掌眼"，一直经营到解放前夕才关闭。杨鲁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使他从小就培养起兴趣，爱上了收藏。

　　杨鲁安爱好收藏，还得益于几位恩师对他的启蒙教育。在他读中学、大学时，除了学校的正规学习外，还跟随津门几位国学大师学习古文字、古书画等。其中传授最多、对他影响最深的要数王襄先生。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清光绪二年（1876）生。1906年考入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毕业后奖举人，授知县，分发河南录用。由于目击官场龌龊，遂绝意仕途，后搞盐务，转迁闽、川，浙等地20多年，64岁退辞乡里。解放后，他被聘为天津文史馆第一任馆长、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委员会委员，1965年初去世，享年90岁。王襄从20岁起就从事考古研究，是我国甲骨学的先驱，是最早发现、鉴识、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极受甲骨学界的罗振玉、王国维推崇。王襄早年生活穷困，以卖字为生，但藏品颇丰，仅收藏的甲骨就有5000多片。抗战胜利后，董作宾曾从美国来信，让他将收藏转入美国，但王先生却说：中国的东西不能出国。解放后，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珍藏的5000片甲骨全部捐献给了天津历史博物馆。王襄的古文字造诣很深，书法成就也很大。他一生对甲骨的发现、研究以及对金石学深入探索的治学精神，对杨鲁安影响很大。尤其是他将自己收藏的5000片甲骨捐献给国家，使杨鲁安深受感动。杨鲁安最终将家藏捐献出来，不能说没有恩师对他的影响。从1943年开始，杨鲁安即随王襄学习古文字和书法。精读《说文解字》，从小篆上溯到金文、甲骨，前后大约有五六年时间，这为杨鲁安奠定了扎实的古文字功底。王襄曾对杨鲁安说："你要把有文字的东西都收回来，认真研究。"当时杨对"有文字的东西"的理解仅限于碑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认识到有文字的东西非常广泛，上到甲骨、青铜器铭文，下到碑刻拓片、字画、钱币、瓦当，铜镜等许多器物都"有文字"的范围。从此他便在读中学时，开始了早期的收藏。

　　另一位对杨鲁安产生很大影响的就是方药雨先生。方药雨（1869－1954年），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原名方城，改名若，字药雨。方先生早年是康梁政变的参与者，后逃到日本，与罗振玉在日本影响很大。方先生一生收藏巨丰。他既是丹青高手，又是碑帖、钱币大家。自号"古货富翁"，时有"南张（叔驯）北方（药雨）"之誉，著有《校碑随笔》、《言钱别录》、《古货杂咏》等。其中《校碑随笔》自清末问世以来，一直是搜求碑刻的人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工具书。在当时情况下，方先生的见闻不可谓不广，搜集不可谓不勤，辨别不可谓不细，著录不可谓不备。因此大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书一直没有能取代它的。1948年前后，杨鲁安结识了方药雨。并师从方老师学习古文物的鉴定。那时，每到星期日下午，杨鲁安到天津劝业场一个叫宝华斋的古玩店里听方先生传授文物鉴定知识。方先生针对实物，边看边讲，哪一件文物是什么年代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特别是有关碑帖方面的知识，方先生讲得特别清楚。值得一提的是曾与杨鲁安一起跟随方先生学习的另外两位学生：李鹤年和张谦。他们的爱好都涉及古文字学和考据学。在方老的培养下，李鹤年成为通文字、精篆隶的著名书法家，而当年曾是律师的张谦，后来成为专门研究郑孝胥书法的专家，他收集的郑孝胥的手迹和资料达1000份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千郑斋"主。杨鲁安经过方先生的指点，文物鉴定水平大进。

此外，杨鲁安还师从书法大师吴玉如先生学习过书法理论。吴先生仅《书谱》就讲授三个月之久，杨老不仅能背诵《书谱》，还记了厚厚的学习笔记。精于篆刻的津门巨擘、王襄先生的胞弟王雪民，甲骨学专家陈邦怀，书法学家孟广慧等前辈也对杨鲁安产生过影响。正是由于这些老前辈的关心、教育和培养，加深了杨鲁安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为他以后爱好、收藏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收藏，而且收藏范围逐步扩大，从甲骨金文到青铜器，从碑石拓片到铜镜瓦当，从古代字画到唐人写经，可以说无所不包。
   　执著追求

　　1951年，杨鲁安大学毕业，为支援西北建设来到了绥远（即今内蒙古）。绥远当时叫归绥，由明代的归化城（旧城）和清代的绥远城（新城）组成。归化城从清朝末年起就出土战国、两汉的官、私印和元押。罗振玉当年收藏的大部分印章就出自此地。杨鲁安来到绥远后，经常利用星期日到归化城的古玩市场访求古印，当时一方官印不超过一元钱，普通汉印最好的也只要二三角钱，所以他去了就买，一年去几十趟，一趟买一两个，从1951年到1958年，他收集的战国、秦汉官私印就达数百方，元押更多。除了印章外，还收到300多面铜镜，200多个瓦当。瓦当有山东齐国瓦当、河北燕赵瓦当、山西和陕西文字瓦当等。其中"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当，是刘邦即将统一天下时的纪年瓦当，国内极为罕见。
　　后来，杨鲁安受王襄影响又收唐人写经、六朝墓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到如今共收了100多卷，有的还带有年号，是敦煌流散出来的那批经书。到20世纪60年代，杨鲁安又在北京收到不少碑帖、墓志。如北魏的《张猛龙碑》、《郑文公碑》、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藏墓志拓本等。这一阶段，他收藏的碑帖拓片有500种之多。

　　每个人在收藏中都会遇到几个令人分外高兴的事情，也会有为失去几件心爱之物留下的遗憾。杨老在几十年的收藏经历中，有几件收藏至今令他记忆犹新。

　　记得一天放学，路过天津北马路，"荣记书铺"的老板荣耀华拿出一本墓志拓本让杨鲁安看。他一见是北魏《刁遵墓志》，便花了2元买下，回去请方药雨过目。方先生一见大吃一惊：这是雍正年间出土的初拓本，碑阴碑阳俱在。而罗振玉当年花400块大洋得到的初拓本只有碑阳，没有碑阴。于是方先生欣然命笔，在碑帖上题字。这本珍拓已被文物出版社借去准备出版。

还有一次，杨鲁安放学路过一家书铺，看到唐人写经。那时没人要这类东西，故当作废纸卖。杨老一看纸墨不一般，属白麻纸、松烟墨，便花2元钱买下。后经方先生认定是早于北魏、唐代的东晋写经，极为少见。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已拍了照片，准备影印出版。

　　除了巧得之外，杨鲁安也有为获得一件心爱之物而拼命的时候。解放前夕，他在一个叫"文运堂"的古书店看骨董, 老板王朋九拿出汉《史晨碑》拓本，是"秋"字不损本。当时正值围城，生活都有困难，可他硬是缠着祖母，要了80块银元将拓本买下，"文革"期间此拓本曾遭劫难，后又归还杨老手中。为纪念宝物失而复得，他给自己的书房起名"还秋堂"，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