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形象的定型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4)

    弥勒下生与白衣弥勒除了经典与历史的根据之外，还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弥勒的民间化与现实化。弥勒从天公下临世俗，表明佛教从上层向下层渗透，体现了佛教化导世俗、干预人生的现实意义。白衣弥勒拉近了诸佛与俗人的距离，增强了双方的亲合力。通过弥勒形象的世俗化，使得弥勒信仰获得更为广泛的影响，产生了雄厚的群众基础，这可谓弥勒世俗化的正面效应。

    作为兜率天主的弥勒高贵而冷漠，作为白衣居士的弥勒可亲而庸俗，这两种过于极端的形象都不可能获得普遍的支持，产生长久的影响，五代僧人契此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契此，后梁僧人，《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皆有传，然都有述不详。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此类游方僧人大多居无定所其行事自然难以尽知，他们身上又大都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种神秘性既是他们保身的手段，又是鼓动士俗、获取衣食的方便法门，因此他们多乐于保持神秘，不愿为世所知。

    佛教反对执着，故奉行头陀行，游行四方，不定居一处，以免产生留恋之心，这一习惯也传入中国，故沙门“不三宿桑下”。后来随着创立宗派的需要、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官方加强控制的要求，一批僧人开始定居寺宇，接受官方及民间的布施，他们逐渐成为佛教的上层，大多采取与官方合作的态度，其独立性、出世性自然受到影响。然而寺院数量有限，官方承认的获得正是出家资格的僧人不多，不可能容纳实际出家的众多的僧人，他们大都成为散居民间的游方僧人。

    游方僧人居无定所，食无常处，生活以来于民间的布施，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民间立场。晚唐五代的游方僧人多与禅宗有关，禅宗以大迦叶为始祖，奉行头陀行，直到四祖、五祖定居山寺，但仍然坚持不与官方合作的民间立场，神秀北宗一度成为官禅，但总体上讲，禅宗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民间立场。后期禅宗强调游方参禅，而晚唐以后禅宗成为势力最大、人数最多的佛教宗派，他们居则禅堂，行则四方，使得禅宗与游方僧人难以分限，共同构成代表佛教本来风格与在野立场的主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