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杰：工薪阶层的收藏传奇

    每个藏家都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收藏故事。秦杰的故事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听他的故事就像是小时候听大人们讲“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古代战役小说一样过瘾。他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殷实的经济基础，他普通的就像是你和我一样。不过，今年春季拍卖会上，他给六家知名的拍卖公司分别送至了9件拍品，这9件即是他在2009年正值经济危机春拍时购买的。今年这些拍品悉数拍出，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回报率高达7倍之高，这样的回报率确实让人眼馋，不过当人们了解了他为收藏所付出的心血，也就不会把他的成功想得过于简单了。

   “张伯伯影响了我的一生”

    秦杰是如何走上古籍收藏这条道路还得从40年前说起。

    秦杰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教育工作者，“文革”中受冲击自不待言。秦杰10岁起便目睹了抄家、批斗和“蹲牛棚”的生活，1969年又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西华县国家发改委“五七”干校。那一年，秦杰13岁。13岁正是人生精力最为旺盛、学习能力最强的时期。然而干校里没有学校，孩子们没有地方学习知识。好奇心强的秦杰在看过电影《地雷战》后，竟效仿起里面的情节，到处寻找“一硝二磺三木碳”自己要制造炸药。秦杰的母亲见势不妙，便想方设法将其注意力引到学习上。当时干校里养猪队队长张鲁泉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1945年至1948年还曾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是老“延安”，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写得一手好书法。秦杰的母亲带着秦杰找到了张鲁泉，希望他能够教秦杰写毛笔字。“我还记得张伯伯那会有个大收音机8402型，8个晶体管的收音机。声音挺好，他听新闻、听样板戏，他听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也在旁边听蹭儿。”回忆起张鲁泉，已过知天命的秦杰，眼神像个孩子，我们似乎也能够跟随着他的诉说回到那段“痛并快乐着”的岁月。就这样，在母亲的逼迫下，秦杰每天背着砚台、墨汁、纸张、毛笔到张鲁泉的宿舍学写毛笔字。二年级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的秦杰，当时认识的字屈指可数，更休说看懂繁体字了，但是他却对张伯伯铺地下那二三十本字帖着了魔。每每看到这些字帖，秦杰都爱不释手，13岁的他很好奇，为什么能有人把字写得这么好看。跟张鲁泉学字那段时期，秦杰的字没写多少，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聚精会神地读帖了。

    1971年年底，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故宫急缺一名能够很好介绍故宫历史，又能用英语流利交流的老共产党员。周总理亲自点将，将知根知底的老革命张鲁泉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张鲁泉回北京后没多久，秦杰也随父母回到了北京。一老一少又见面了。见秦杰酷爱字帖，张鲁泉告诉他，每年的10月15日是故宫博物院的院庆日，在这一个月里，故宫的明清字画馆展出古代的名人真迹，是学习的好时机。当时故宫的门票对内是一元一张，国外游客是三元一张。即使这一元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也很难凑得。“张伯伯给我想了个办法，让我每次去故宫的时候，跟看门的人说找党委书记，但进门之后我就自己去明清书画馆学习。看不懂也不要紧，要的是那种氛围，在里面熏，四个年头的每个十月，熏了几十会”。

    于是，秦杰就从看故宫的书画展览开始，对古代书画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开启了字帖收藏之路。直到现在，秦杰想起他的张伯伯仍然心怀感激：“是张伯伯给了我这影响一生的机遇”。

    秦杰从16岁那年起正式开始收集、研究古代的字帖和书籍。当时琉璃厂有一间老字号“庆云堂”，秦杰经常去那里买老字帖。他当时每个月的经济来源是给哥哥接送孩子所得到的五块钱。老字帖在当时最便宜的是七分钱，最贵的也不过三角，秦杰就用他每个月的五块钱在浩如烟海的老字帖里去寻找他所爱。

    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时间里，秦杰共购买了500本字帖。秦杰对这500本“文革”前以文物出版社出版为主的历代名碑大帖很是珍惜，不光是其经济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字帖为秦杰构建起一个古代文学历史的知识框架，正是对这500本字帖的研究和学习，才使得自己真正入了门。

    视野豁然开朗的秦杰，不再局限于收藏字帖，唐诗、宋词、明代版画、清代诗作等，广而博收。旧书市场低廉的价格，加上从收藏研究中体会到的无尽乐趣，催促他更加“疯狂”地购买古书典籍。

    尽管秦杰对典籍收藏如醉如痴，也能狠心作“大笔”投资，但是旧书的价格也在一路飙升。1982年秦杰大学毕业后，他在古籍收藏方面却再也无法坚持下去了。一本书由原来的三毛钱涨到80多元。特别是1987年，内地第一次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以后，“财大气粗”的台湾同胞大量购买古旧图书，且不问价钱高低。有限的供给与无限的需求使得旧书价格飞涨，秦杰眼盯着上好的佳品却无力购买。如此高的书价，秦杰作为工薪阶层是“玩”不起的。“我一个月才几十元的工资，真买不起，但是有不少大收藏家就是从那时候下手的，他们买到经典了，成功了，我失败了。”秦杰现在回忆起这段时光，仍然能够体会当初的失落感，那时的他觉得自己的收藏之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苦不堪言。

   “选一个空白，十年之后你就是第一”

    1990年，秦杰从他3000本古书中千挑万选了5本，去拜访收藏界泰斗、藏书大家、时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的姜德明。近代革命文献时间跨度较短，供应充足，价格也低，当时还没有引起收藏界的足够重视。姜德明是继阿英之后在民俗派藏书领域里很有成就的一个人。秦杰才拿出三本，姜德明就拦住了他：“小秦，你别拿了，这些全是垃圾，你干嘛要追着我们跑？你熟读党史军史战争史，用三五千元买这些垃圾干什么？你为什么不选别人没走过的路，你为什么不去收藏延安、收藏长征？”

    姜德明之所以说秦杰有条件收藏红色书籍，是因为秦杰的家庭与革命历史有着不解的渊源。秦杰的父亲是北大理学院学自然科学的进步学生，在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成为学联负责人，是1948年以前入党的北大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秘密印刷和散发了大量学运宣传材料。1948年6月，秦杰的父亲秘密潜回家乡重庆市，是少数几名活到解放的重庆地下党员。可惜的是，“文革”中秦杰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家中存留的当年革命史料全被抄光。秦杰小时候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常听父母讲起这段革命历史。

    一语惊醒梦中人，姜德明给了秦杰一个很好的启示：“在近现代五四文化所形成的出版物里，经过三代藏书家的倡导，应该说被发掘得很全面了，但是新文学版本中还有一个空当应该去开发。以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及毛泽东为主线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史资料作为版本学研究的方向，做出自己的特色收藏。”秦杰曾经以为自己的藏书之路已经走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没想到被姜德明先生点醒，之后的道路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选一个空白，十年之后你就是第一。”姜先生这句话让他重新定位自己的收藏和研究方向。他又进入了一个可以畅快购买藏品之境。“延安的出版物两块钱一册，晋察冀的每册一块钱，非解放区的进步刊物每册五毛钱，成捆成堆的买，摆放在床上分门别类，精挑细拣。”说到此，秦杰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前辈藏书家引领、提携后辈的品质值得当代藏家学习，藏书与修身养性是个人的事，但文化的承传和发扬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自此，秦杰的收藏目标转向为近现代出版物中寻找稀见的、艺术价值高的、国家馆藏不足的、原汁原味的、能反映时代特征的革命文献，慢慢收集成即后来被民间称为“红色收藏”系列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