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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古旧书籍不仅要有识有闲和有财，有时书缘也非常重要。书籍不论新旧，它似乎就在书店里、在书市中的某个角落或书架上，静静地在等待着喜欢它的有缘人，将它迎接回家。1994年10月9日下午，黄先生与几位弟子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举办的书市上，以十元的低廉价格购得一册龚自珍诗集《破戒草》。此书是写刻本，共收入龚诗一百八十五篇，有三十七页，刻印于道光七年(1827)。此书是《破戒草》最早单行本，流传极稀，也未见晚清民国的古籍目录著录，近代唯有吴昌绶先生抄本传世。同治八年(1869)吴熙所刻《定庵文集补》中的《破戒草》，既是此书翻刻的方体字本。故此写刻本《破戒草》即使不是孤本，亦堪称秘笈。 在当天的书市上，不乏见识广博的藏书家、古籍版本学家和精明的古旧书商。但此书却偏偏为黄先生无意间觅得，冥冥之中似有缘定。在场的著名古籍版本专家冀叔英女士见后说：“要我定得定五十元。”黄先生说：“我得定一百呢！”黄先生后来回忆道说：“其实真给我五百、一千我也不让，理由是这辈子再也不见得会遇到同样的本子了。” 黄先生是一个在生活上有点洁癖的学人。一生衣着素洁庄重，书斋清洁雅致，藏书整洁如新。他在撰写文章时，书桌上整整齐齐，井然有序，一尘不染。在当今学者中间，恐怕也属稀见。所以他在外出购买旧书或至京沪等地出差时，行囊中总会带一把猪鬃刷子。在旧书店里见到自己喜欢之书，首先吩咐同行的弟子或学生，将书拿到房间外面，用刷子轻轻地仔细刷去书函、书衣和书口上的灰尘。然后平整摆放在书桌上，他才端坐下来仔细欣赏。购得之后，凡遇书页有卷角、书口开裂、书衣破损，缝线松短等一类不太严重的“书病”，总是自己动手，精心修补整齐，然后再装入书箱之中。钤印或题跋也异常慎重，中规中矩，洋溢着古人风韵。如果有的学者比在学术上他更需要他的藏书，他会慷慨赠送或原价转让。他曾经赠送给谢国桢先生的多部清人珍稀抄本和稿本，至今仍被传为书林佳话。他的弟子辛德勇后来曾经感慨回忆说：“人首先要有尊贵的灵魂，才能够有真正体面的仪表举止。先生的高傲与整洁，正互为表里。” 在藏书界盛传，黄先生能够不打开古籍的书页，只需从书架上看一看书根，就基本上可以鉴别此书的年代和版本了，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非常羡慕和敬佩的特殊技能。有点类似某些古书画鉴定大家一样的神奇，只需打开卷轴的半尺，即可立鉴作品的真伪了。他听后也曾坦言笑道，这其实并非自己有什么“特异功能”，主要是长期以来的勤奋好学和经验积累。“无非是记住了什么书有那几种版本，再从书根的新旧来推断而已。”因为中国古籍在每个时代的装订、纸张和书帙等均有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掌握和熟悉这些细节，大致上就可能判定书籍的时代与版本了。 1992年秋黄先生到北京琉璃厂松筠阁买书，见架上有一部《春秋公羊传注》，标价八十元。黄先生一看书根，就对店中师傅说：“此定是一部好书，你给我取下来。”果然此书是道光年间汪喜孙问礼堂初刻本，印刻精良，一向为学者和藏家重视。太平天国(1851～1864)之后，书版归金陵书局，重新印制，流传颇广。抗日战争前，此书金陵版在北京旧书肆上曾卖到二十多大洋一部。所以道光年间((1821～1850)初版《春秋公羊传注》，按当时标价八十元翻一倍也属十分价廉。此类古籍曾长期闲置于书店的书架上，却少有人问津。世上藏书家眼力之高低，学识之深浅，由此可见一斑。天赋加勤奋，是任何一个人走向事业成功的不二法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捷径可寻。而黄先生一生在学术上的刻苦与勤奋，在当代学术界里是出了名的。 近几年来，我在古旧书拍卖会预展上，偶尔也见到几种曾为黄先生收藏过的古籍，就会让工作人员拿出来鉴赏。望着书中黄先生的钤印或题跋，书香手泽，不禁会产生出些许遐想来。但我仅是“半介书生”，面对已经标为“善本”和“秘笈”价格的黄先生藏书，深感自己心有余而钱不足，所以也无力去与他人争强斗胜。只是真心希望竞拍得到那些书籍的买家，能够好好地爱惜它们、珍藏它们，切不可等闲视之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