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带走世纪绝学

    王世襄带走世纪绝学

    传记作家李辉写道：“当一种文化不断被破坏、不少传统工艺面临消亡危险的时候，人们欣喜地发现，还有一个王世襄在。”如今，王世襄已不在

    11月28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驾鹤西去，享年95岁。

    他被称为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甚至“京城第一玩家”，留下了《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竹刻》《明代鸽经清宫鸽谱》《北京鸽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锦灰堆》等几十部专著。

    “家具、髹漆、竹刻三门，尤称绝学。”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撰文评价，“王世襄先生除对那些已近于文物中‘显学’的书画、雕塑、金石、建筑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家具、乐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性质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种种器物，如豢养鸽、鹰、犬、蟋蟀等的专用工具等，都有琳琅丰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成就卓越。”

    “王老是难以复制的，”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对本刊记者说，“他家学渊源，中西学贯通，自幼熏陶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底子深厚，对于诗词绘画、古琴书艺以及各种传统工艺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爱，又有着几十年的摸索、把玩、比较、研究，这种累积和深化，有很强的经验性，加上他以那种近乎本能的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美的痴情去研究总结，才能在明代家具、漆器、竹刻等诸多方面修成世纪绝学。”

    “可惜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向本刊记者回忆，“王先生手里面还有很多题目，都来不及做了，他肚子里的东西还有很多。”

    走上治学之路

    “有种说法是‘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王世襄正好是第四代。”舒乙说。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在北京出生。他的伯祖王仁堪是清光绪三年丁丑科状元。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毕业于南洋公学，1902年随中国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进修；1909年回国后，一度担任军机大臣张之洞的秘书；1920年出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任满回国后，又曾在孙宝琦执政的北洋政府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

    王世襄回忆说：“祖上三代，有进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状元及第、直陈时弊的循吏，也有跻身洋务、从事外交的使节。他们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时局中养成的‘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我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王世襄的母亲金章来自江浙两省交界南浔小镇的一个富有家庭。1900年，金家兄妹远赴英国留学，前后历时五载，在当时是少有的。

    父母对王世襄的学业很关心。小的时候，家中有私塾老师教古汉语、经、史和诗词等。1924年父亲又专门送王世襄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为自己的子弟办的学校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王世襄晚年在《北京鸽哨》自序中自嘲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韝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而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小时候比较调皮，爱玩儿，而且他家境好，有条件玩儿。只要对他有益处，他的母亲也不反对。”与王世襄交情颇深的舒乙说，“那时候，北京的‘贵族’里有很多玩耍的项目，他都很热衷，也学会了很多东西。”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学。王家在学校附近拥有一大片菜园子，那里是王世襄种葫芦、养鹰、养狗、养鸽子、邀请玩家雅聚的世外桃源。

    王世襄在《燕园景物略》中写道：“予来燕京四年，不惮霜雪，不避风雨，不分昼夜，每于人不游处游，人不至时至，期有会心，自悦而已。”

    1939年春天，王世襄的母亲金章去世，这成了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母亲去世后，他有一种‘醒悟’，应该用功钻研学问，读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美术史。”舒乙说。

    1941年6月，王世襄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以论文《中国画论研究(先秦至宋代)》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家著书，又于1943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元、明、清)》。

    在研究生期间，他结合捕鹰、驯鹰、放鹰的实际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分三次连续发表了有关玩鹰的文章。“他国学底子非常好，研究美术史的过程得到了科学的方法论，走上治学道路后，他能看出这些玩儿的东西当中，蕴含的文化和学问。”舒乙说。

    追索被劫文物

    1943年11月，王世襄离开北平，穿过日军封锁线，辗转来到四川，在重庆聚贤新村中央研究院办事处见到了主持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梁思成，在梁思成的介绍下，王世襄见到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

    王世襄晚年回忆说：“这次进谒，傅先生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

    在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到中国营造学社任助理研究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世襄经马衡、梁思成的推荐，担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下称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北上开展追还被敌伪劫夺的文物。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王世襄参与收回了6批文物，包括德人杨宁史青铜器、郭觯斋藏瓷、美军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朱启钤存素堂丝绣、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文物和海关移交德孚洋行物品。

    1946年11月，“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在南京举办，会后召开清损会会议，决定派王世襄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与会的傅斯年又对王世襄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应当和在平津区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有进取心)。”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办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王世襄回忆说：“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我自恨缘悭，一生只听到傅先生讲过四句话。”

    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王世襄克服重重困难，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的中央图书馆的107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最终使这批经过战火洗礼的国宝完璧归赵。

    王世襄从日本回国后，辞去了清损会的职务，回到故宫工作，并于1948年夏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一心想把故宫建设成现代博物馆。他本人没有想到，那段追讨文物的经历，反而给他带来了冤屈。

    “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

    王世襄回忆道：“我被送往东岳庙，名曰‘学习’，实为逼供，勒令交代盗宝问题。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学校读书、国民党教育部清损会工作、收回大量被敌伪劫夺文物，并接受美国财团奖学金出国考察一年等诸多问题，自然成了重点之重点。单独监禁一室，‘打虎英雄’却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他们大声恐吓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问题。交代不出来则夜以继日，轮班逼供，名曰‘疲劳轰炸’。”

    “在东岳庙我被关押了四个月，然后又关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铐脚镣。在那里我被关了十个月，得了肺病。他们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铺查遍了，没有找到我的问题，家里的东西全被抄走，也查明没有问题，后来才全部退还。我终于被放了，因为我确实清白无辜。”

    不久，王世襄接到文物局通知，被告知“已开除故宫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晚年，他这样写道：“因亘古以来，岂有为国家追回大量国宝文物，全心全意，严于律己，清白无辜，反受冤屈，被开除公职，天下岂有此理！”

    他并未因此自弃：“大凡受极不公平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以期发现有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

    舒乙介绍说，上个世纪50年代，王世襄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好多算盘都是紫檀的。王世襄感到奇怪，怎么用这么好的木头做算盘呢？他偶然看见一家算盘作坊，正在把紫檀椅子腿做成算盘珠。“那时硬木家具还没有人识货，好多东西都流落到木工工厂去了。”

    王世襄从小贩手里、木器厂里，甚至一些大宅门里，把硬木家具收集起来。“他的好朋友陈梦家，也有这种爱好，两人不约而同地都在收藏这些家具。他们两个人各收集了几十个品种，比如圈椅、脸盆架、马扎、条案、方桌、柜子等。两个人比赛、逗闷子，经常拿东西给对方看，让对方猜猜花了多少钱。”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世襄耳闻目睹了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知道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都属于“四旧”的范畴。“他想曲线地把这些东西保护下来。”舒乙说。

    王世襄被迫选择“自我革命”，主动到国家文物局，请接管国家文物局的红卫兵前来“破四旧”和“抄家”。从国家文物局来的红卫兵，文化修养还不错，抄家和搬运的时候都非常小心，并将其封存到了规定的地方，使它们躲过一劫，王世襄也得以在“文革”之后收回了自己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以《畦边偶成》一诗铭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明式家具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世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成为国家文物局恢复职称评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员。那时，他已年愈六旬。
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王世襄以惊人的速度，实现他“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的愿望。

    王世襄关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学术界誉为是和郭沫若青铜器研究、沈从文古代服饰研究并列的现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

    舒乙说：“几千年来，我们的服饰很发达，但从没有人把它加以理论化梳理，青铜器也是这样，没有人能说出‘道道儿’来。这和王世襄的家具研究很像，把‘自然’变成‘所以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学问。”

    1985年，王世襄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1989年又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

     时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编辑的董秀玉回忆说：“1985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先出了《明式家具珍赏》一书，详细介绍了明式家具的源流、艺术特色、用料和实用价值，在海外掀起了明式家具热，相继有英、美、法、德等九个版本问世。让整个世界惊叹中国明式家具之美。”

    “紧接此热潮，王老于1989年在港、台两地又同时推出《明式家具研究》，为方便读者，书中插入了妻子袁荃猷多年绘成的八百幅家具线图和《名词、术语简释》的附录。这部著作既反映了明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生活形态，更具体入微地从对中国古代家具的造型规律、艺术特色、工艺要求等等作出了详细剖析和研究，填补了中国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舒乙回忆说：“他对画非常熟悉，画上有家具，又有准确年代，他根据画上家具式样，和现实中的家具比对，准确地给家具断代，有根有据，是极其科学的。”

    王世襄的研究注重工艺细节，不仅有来自文献的学问，更有来自实践的知识。据舒乙回忆，当年，硬木家具厂收留了一批来自解放前老木器行“鲁班馆”的老师傅，王世襄就向他们请教。王世襄知道各种术语、行话、制作过程的窍门，又有文献根据，把术语加以科学的解释、考证，又比那些老师傅高明，“有一批行家，听王世襄一说，全都倒吸一口凉气，俯首称臣哪！”

    晚年之憾

    1982年，林梅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认识了同在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他那时候朝气蓬勃的，还没退休，正是最能干的时候。”现在已是国际著名语言考古学家的林梅村对本刊记者说，“王世襄挺喜欢我，请我去他家，满屋子都是明式家具。他说，古家具要用才能保养好。他似乎更喜欢那些鸽子哨、蝈蝈笼子和蟋蟀罐，如数家珍地一样一样拿出来给我看，临别时还送了一本刚出版的画册，收录了他妈妈金章和舅舅金城画的许多画。大家都知道金城是民国大画家，其实他妈妈的画也非常好。中国的文脉正是由王世襄这样一类人传承的。”

    舒乙也去过王世襄的芳嘉园老宅，时值冬天，王世襄养的“金钟儿”虫儿，发出动听的叫声。

    2003年4月初，王世襄给北京市市长写信，建议在亚运村养一群观赏鸽，开奥运会时鸽群戴哨飞盘，定能为大会增色。不巧赶上“非典”，没有得到回应。

    2005年6月，王世襄找到机会，托人将专著《清宫鸽谱》《北京鸽哨》送给温家宝总理，并写了一封信：“中国鸽文化源远流长，貌美色妍，品种繁多，统称观赏鸽，自古被人喜爱。唯二三十年来人们争养海外输入的信鸽及白色食用鸽，以致观赏鸽遭到冷落摒弃，社会上大多数人竟已不知观赏鸽为何物。……窃以为观赏鸽之存亡，虽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但其仪容之典雅温和，哨音之谐调悦耳，象征和平，远非外国鸽种所能及。且它确是本国物种，与中华历史文化密不可分，故对它的保护抢救，重要性实不亚于熊猫、朱。”

    2007年1月5日，王世襄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欢呼天安门元旦放飞和平鸽》：“天安门是我国首都的中心，放飞的鸽子自然应该是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观赏鸽而不是外国培育的灰色信鸽和白色食用鸽”，“保护物种是最重要的大事，我们一定要让后代能看见并赞美欣赏历史悠久的观赏鸽！否则我们将是历史的罪人！”

    舒乙说，王世襄有几个遗憾，其中之一，就是观赏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有的传统工艺则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恢复——

     范匏，俗称“模子葫芦”，即在葫芦幼小时，将它放入有阴文花纹的模具，秋天长成后取出，不仅形态悉如人意，花纹亦隆起宛若浮雕，是中国独有的一项传统工艺。1979年，王世襄发表《谈匏器》一文，引起了有志者的反响。经过十余年努力，京津郊区的一些农民成功让这项技艺绝处逢生。1993年，王世襄出版了中、英两种语言的《说葫芦》，让这项传统技艺登上了可传承相袭的学术殿堂。

    传记作家李辉写道：“当一种文化不断被破坏、不少传统工艺面临消亡危险的时候，人们欣喜地发现，还有一个王世襄在。”

    在舒乙的印象里，王世襄有两个“道具”，一个芭蕉扇，别在腰后，一个买菜筐。他早早地到菜市场，和饭店的厨师探讨厨艺，让人误以为他也是个大师傅。

    “他是一个很抗逆境的人，能够乐观，能够积攒力量，”舒乙说，“他知道他研究的东西将来在社会上会有用，有远见，高于别人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