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王世襄请求＂抄家＂ 意外保全藏品

    所幸被文博所“保管”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王世襄的好友陈梦家、启功、史树青等相继被红卫兵抄家，这时王世襄认为与其被动被抄家，还不如主动上交个人藏品，算是“自我革命”。于是，他向自己的工作单位文物局文博所请求“抄家”。正是此次“自我革命”，无意中挽救了自己的收藏。1966年9月2日，文博所工作人员来到王世襄寓所芳嘉园“抄走”了大批文物和财物。荣宏君说，根据他收藏的相关登记材料，那次从王世襄家抄走的古玩2567件、字画1242件、图书8156本。1967年，王世襄所在的街道又组织了一次抄家运动，此次被抄走的物品以金银细软、日常用品为主，文物已经提早被文博所“保管”。

    1973年夏开始，王世襄在结束了四年的干校生涯后回到北京，开始追索被抄文物。由于当时他没有保留查抄清单，只好凭着记忆写下被抄文物目录，锲而不舍地向有关部门写信。荣宏君说，“追索持续了十多年，直到1986年才把绝大部分文物、图书和手稿追回，这批文物重新回到王世襄身边。”

    查抄目录见证“抄家”

    2004年，荣宏君在潘家园偶然收购到了一批与王世襄有关的信札，其中包括1966年查抄王世襄家时收没的所有物品登记目录。“这批查抄目录共300多页，每一件藏品都记录得很详细。”荣宏君说，王世襄去世之后，他根据这份目录开始创作《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一书，书中也收入了每一张抄家登记清单。

    1976年，王世襄用毛笔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了封信，信中提到，“三十多年来我积累了一些图书和实物资料，当时的收集目的，主要是为研究之需……至于图书及实物资料，只要一旦使用完毕，自当捐献国家……”王世襄以此作为自己追索文物的理由。在之后的30年里，王世襄写了30多本书，其中相当部分是以自己的藏品为研究对象，创作的文博著作包括《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

    王世襄收藏的几十件明清家具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如今全部由上海博物馆收藏。“当时王老居住条件非常恶劣，他想把这批家具卖掉，以改善居住条件。当时北京的一些博物馆对家具都不感兴趣，恰好此时，上海博物馆新建，王世襄老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想替他的父亲买一批家具捐给上博。最后庄贵仑以市值十分之一100万美元整体收购79件家具，并捐给上海博物馆。”荣宏君说。

    目前流散在拍卖市场上的王世襄藏品也不少，而且这些年都是拍卖市场上的热点，很多藏品在几年的时间就涨价10倍左右。比如2003年嘉德拍卖的21件王世襄收藏的铜炉，当年共以1100万元成交，而在不久前的拍卖会上，其中的20件铜炉共拍出98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