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其中也存在与世俗的吉祥寓意相左的画。这是因为,在文人所表现的事物上,时时都有文人固有的意味和愿望。八大山人之《牡丹竹石图》,尽管题材相当,也绘牡丹、竹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吉祥事物,但在这里就不能理解为吉祥绘画。此图构图奇崛,用笔简括纵恣,风格冷僻,从格调、意境上来讲,把它理解为吉祥绘画就不是十分正确。在这里,作者只是藉此来抒发情感,而牡丹、竹等也显然成为其笔墨挥写的一种形式载体或物化寄托而已。从这种意义上说,明代涂渭的大部分花鸟画也存在这一情况。徐渭所作之花鸟画,尽管图像构成为人们心目中传统意义上的吉祥物,但,其画大多不能理解为吉祥绘画,这要跟作者的生活背景、情感世界相联系的,这是绘画必须所考虑的问题。绘画,在徐渭这里,是其宣泄的一种方式,而题材只不过是情感抒发的形式载体罢了。 正因为这样,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恽寿平《花卉册》凡十页,用宋徐熙、赵孟坚、元曹知白、柯九思、钱选,明唐寅、陶成等笔法绘牡丹、水仙、枯树新篁、百合、桃、海棠、雁来红、菊花等花卉树石,丰姿绰约,气韵生动,设色绚丽,雅秀可爱,虽然题材为传统的吉祥花卉,但在这里则表现为古法的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