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龙袍的十二章纹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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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人的民族服饰：长袍、箭袖、紧身、下有开衩，利于骑马射箭。在满族政权建立之初，皇太极与群臣就是否易服的问题作了一些讨论。在崇德二年(公元1367年)“谕诸王、贝勒曰：‘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冠服，改服汉人衣冠。迨至世宗，始复旧制。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其馀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③
由此便阐明服制是立国之经。皇太极告诫群臣，吸取金朝世宗的教训，“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世而亡”，一旦从习汉俗，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了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特别指出，汉族衣冠不利于骑射的道理，“我朝以武功取天下，还要以武功巩固天下”。“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不能改变国初之制。这次讨论之后，无人再提易服之事。
满族在入关后学习汉文化，对于礼仪、服制更加重视。另外，生活环境也发生了变化，长袍箭袖已失去实际的作用，再次议论服装改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清前期的几位皇帝认为：衣冠之制关系重大，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盛衰兴亡,尤其是对定鼎中原的少数民族来说，更是如此。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考，于辽、金、元各代冠服之制，叙载未能明晰。奉谕：‘辽、金、元衣冠，初未尝不循其国俗，后乃改用汉、唐仪式。其因革次第，原非出于一时。即如金代朝祭之服，其先虽加文饰，未至尽弃其旧。至章宗乃概为更制。是应详考，以徵蔑弃旧典之由。衣冠为一代昭度，夏收殷冔，不相沿袭。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一再世辄改衣冠，尽去其纯朴素风。传之未久，国势浸弱。况揆其议改者，不过云衮冕备章，文物足观耳。殊不知润色章身，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如本朝所定朝祀之服，山龙藻火，粲然具列，皆义本礼经，而又何通天绛纱之足云耶？’盖清自崇德初元，已釐定上下冠服诸制。高宗一代，法式加详，而犹于变本忘先，谆谆训诫。亦深维乎根本至计，未可轻革旧俗。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兹就乾隆朝增改之制，……。”④
可见在乾隆一朝又再次讨论易服之事时，不是盲目讨论，而是先对辽、金、元各代作了调查研究，认为全部因循汉制也不见得是好事，并进一步认识到辽、金、元诸君，不循国俗，改用汉唐衣冠，使得“国势浸弱”，致使传之未久，趋于灭亡，深感可畏。另外，在崇德初年就定下了“上下冠服诸制”和不得“变本忘先”的训诫。最终决定：本着“不轻变祖训”的原则，在保持满族服饰特点的同时，吸收汉族帝王服饰的色彩和章法纹饰，如明黄色、补服、十二章纹等，再对服饰制度作一些增加补充，形成最终的典章制度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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