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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强盛，人民生活安定，民俗活动也随之兴盛起来。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期，同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达，带来了科学的进步，如司马迁等人创立《太初历》，采用了夏朝的历法以正月为岁首，并确定了二十四节气。这一创举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如今留传下来的所谓夏历，以及大部分以岁时为序的节日风俗，如除夕、元旦、元宵、端午、重阳等，都是在汉代得以成型的。但同时汉代又是一个崇信神仙方术的迷信时代，王充的《论衡·订鬼篇》中说：“凶福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因此汉代的节日风俗，大部分是为了驱鬼消灾的。汉代节日大都披上神秘与恐怖的外衣。后人说，汉代的“神仙成灾，方术泛滥”，一点不为之过。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大融合，以及佛教、道教的发展、深入，社会的民俗事象，增加了新的内容，出现了许多与佛教有关的民俗，如浴佛节等。
隋的统一为唐的繁荣打下了基础，又为中国的民俗发展创造了契机，唐代成为中国民俗的大裂变时期。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被史家称为 “汉唐盛世”，这是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我们仅以节日风俗为例，来看看中国民俗的变化与发展。
唐代的民俗，虽然形式上继承了前朝，但内容与前朝迥然不同。由于国家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裕，社会氛围的祥和，节日风俗一扫汉代的神秘与恐怖，而转化为欢快的娱乐活动和亲切的礼仪活动。节日不再是驱鬼和消灾，节日真正成为欢歌笑语的佳节良辰。如春节的贴门神，汉代所作的桃木人形，是为了请神荼和郁垒守门防鬼入户的。唐以后的门神，五代时兴起的春联，以及放爆竹等等，都是为了装饰门户和纳福吉庆。元宵节在汉代祭祀太乙神，而到了唐代则发展为花灯盛会。清明节除了扪墓祭祖，在唐代又风行郊游和踏青。端午在汉时被说是“恶日”，《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五月五日”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但隋唐以后逐渐演变，唐代的端午，宫廷里大宴群臣，诗赋酬唱不绝于耳。传说中纪念介子推、纪念曹娥等，逐渐统一为纪念屈原的礼仪风俗。 七夕节虽然成型于汉代，但当时依然是神秘色彩很浓，杜撰出汉武帝七夕会王母的荒诞故事。而到了唐代，七夕夜不仅盛行乞巧，而且家家产户设香案，陈瓜果、摆酒宴，欢度女儿佳节。中秋节更是定型于唐代，在金风送爽，菊花香飘的季节，从皇宫内院到里巷之家，无不于中庭没案拜月，备宴赏月，真是赏心悦目之极。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 已由登高避灾转变为登高赏菊，三三两两相约秋游与郊饮……这一切都说明，唐代的国势强盛与世风宁和，使得所有节日风俗一扫汉代以来的晦暗，而成为欢乐团聚的良辰佳节。
唐代以后的节日风俗，虽然在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中有些变化，但基本上是沿袭唐制和唐风而定型，并沿袭至今日。以上我们从汉族的节日风俗演变中可以看出，民间风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这些节日风俗活动，又清楚地告诉我们，家具在节日风俗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民俗事象里，处处离不开家具，家具己成为民俗活动，特别是节日活动的重要表现手段和主要的使用工具。三代的祭祀和婚丧，无不按照等级与身份布席、设几与陈俎。汉代的驱鬼、祭祀与宴饮，也无不设案张筵。唐代的众多民俗活动，如：元旦宫中的大型宴饮，家庭的新年团聚，乃至元宵节的观灯，中秋节的赏月，重阳节的登高、赏菊、菊花……皆都伴以酒宴，而酒宴又怎能离开宴桌与香案呢!
民俗中的家具，已经超越厂家具自身的使用功能和价值，民俗的文化特质赋予家具以民俗文化的特性。民俗中的家具，浸含着一个民族的感情与心理，体现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模式、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这是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民俗事象也是丰富多彩的。仅是汉族的民俗事象，就可谓浩若烟海，难以描尽。现在仅以汉族的节日风俗和婚娶、寿诞风俗为主，来剖析家具与民俗的关系，家具在民俗事象中的特定地位和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