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具五千年（中）

    魏晋时代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多民族大融合的结果，使得家具文化与样式相互影响，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因此，在中国古代家具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转折期。

    这时期一方面“席地而坐”的习惯仍未改变，但在前期的基础上，传统家具有了不少的新发展。从晋画《女史箴图》（见图1）中可以看到床已增高，而且上部还增加了床顶。据记载，床沿四周的矮屏是可以拆卸的。这种床的款式和结构显然是春秋时代的凭衾和战国时代的围栏木床的结合，但拆卸和床上加顶是这一时期的创新。另外，从敦煌壁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时期带有扶手的椅子（见图2）、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和胡床等形式的家具。由于这些家具的出现，对当时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空间处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虽然当时人们的“席地而坐”还未改变，尤其是平民百姓还是习惯于跪坐的方式，但权贵和士大夫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的跪坐礼教观念。这一时期传统家具有了新的发展，如当时有许多床有帐和顶，且周围施以可折叠的多折多牒式矮屏，起居用的床榻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一般日间既可坐于床上，又可垂足于床沿。床上出现了置于身侧腋下可以倚靠的隐囊与凭几（见图3），以适应贵族阶层随心所欲的箕踞式平坐和侧生式后倚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已逐渐普及于民间，同时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和圆凳等。在装饰上除秦汉以来传统的纹样以外，冈佛教艺术的火焰纹、卷草纹和莲花、缨络、飞天、狮子、金翅鸟等图形纷纷出现。

    据考证，我国“家具”一词就出现在魏晋时代（约在公元2~3世纪）。《晋书》卷75《王述传》记载：“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后魏贾思《齐民要术》卷五中也曾提到：“凡为家具者，前体木皆所宜种。”

    隋唐时代

    公元581~960年是隋唐五代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家具兴旺发达，开始走向成熟的时期。这时期的家具在继承两晋南北朝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融化外来家具文化和风格，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风格。当时“垂足而坐”的习惯逐渐从上层阶层开始遍及全国，从而使得家具尤其是坐具迅速地发展起来。唐代周昉是宫廷画家，他的《宫乐图》（见图4）是取材于当时宫廷生活的场景，画面上的家具有两种：一种是大型长方桌，另一种是腰圆形凳。其中大型长方桌四角有金属包角，包角均雕有金色花纹，此构件既加固了长桌又起到了装饰作用。这时长桌下部是南北朝时的壶门装饰的继承和发展，此长桌较之敦煌莫高窟473壁画（见图5）中见到的长桌还要大，可供12人围坐；而腰圆形凳类（见图6）似于现在的方凳，此凳几乎全部雕刻，而且在装饰的花芯部位嵌有宝石，两腿之间佩有朱红色“流苏”，坐面上加绣垫，松软舒服，不仅造型精巧，移动方便，而且装饰得珠光宝气，整体效果十分完美。周昉的另一幅画《执扇仕女图》（见图7）中所表现的腰圆型凳则出现了扶手，再一次证明唐代已有了富丽豪华的椅子。

    隋、唐、五代，随着建筑技术的空前发展，室内空间布局的变化和人们“垂足而坐”的休憩方式的逐步普及，“高坐”家具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与提高。当然，低坐家具并非淘汰，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低坐家具与高坐家具并存的局面。在家具的结构造型与装饰艺术上，是我国家具发展史的一次重大飞跃。造型上出现了圆形断面的做法，使家具的线条更为柔和；技艺上由于木工工具的不断改进，做工更加精致、讲究；装饰上不仅有了髹漆、漆画、镂刻，还有髹漆的家具上出现了镶嵌螺铀的纯装饰品；品种上有长短案、方圆几、高低案、方圆凳、官帽椅、靠背椅、圈椅、低床榻、架子床、鼓槨，还有折叠式和移动式的屏风等。从五代顾闳的名画卷《韩熙载夜宴图》（见图8）中看，这个时期的家具式样简明，朴素大方，线条柔和流畅，镶嵌螺铀的装饰工艺也应用到家具上。

    唐代家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唐代在其约300年的历史中，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因而文化艺术得到了高速地发展，家具文化艺术也随之有了新的突破。装饰上运用大漆彩绘，且雕刻与镶嵌技艺更加精致。在结构方面，由于运用了壶门结构（见图9），所以保证了家具使用寿命与装饰的完美，因而壶门的运用和延续，成为了唐代家具的一种特有风格。另外，坐具上加软垫，制作工艺和装饰上运用镶嵌，腿间佩“流苏”都是典型的唐化风格。二是盛唐以后，垂足而坐方式的普及，坐具也随之发展起来。为了适应新的起居习惯，符合人的生理特点，家具逐渐由原来的矮形向高形发展，这一变化为后来历代家具设计标准奠定了基础。

    宋元时代

    宋代可说是中国家具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在宋代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绘画中，刻意描绘了当时的许多家具式样和室内陈列，充分地说明了宋代在我国家具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绘画如今能完善地保留下来，为我们研究宋代家具提供了不少的珍贵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