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具史研究（6）

    前言

    《易·系辞》中有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即为“理念世界”，“形而下”即为“现象世界”。中国传统文人终其一生“格物致知”，通过参透现象世界来上达理念世界，由“器”上升到“道”。正如《庄子·养生主》中所描绘的“庖丁解牛”中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主流精英文化对于“道”的重视远远在“器”之上，“重道轻器”。晚清李鸿章曾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能学。……盖中国之利器也，儒者习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诸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匠目而止。”1这段话道出了中国数千年“道”、“技”分离，“学”、“用”分离，或者更加精确地说，“科学”与“技术”分离的真相。

    手工匠人在传统社会的地位，是“制器”之人，他们通常没有文化，不习其理，而只习其事，不重视抽象理论，而只谋求具体效用。他们在社会中是“劳力者” 而非“劳心者”，是“制于人”，而非“制人”。这客观地造成了手工艺无法从理论上上升到“科学”，而上流文化精英的孜孜以求的“道”同样无法转化为有具体功效的“技术”。

    在本章中，我们将简单地来探讨明代手工业，即“制器”的发展状况，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明代的匠籍制度与匠役制度的演变；明代的官办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明代手工匠人地位的提高；晚明道器合流的趋向。通过对整个手工业的发展状况的宏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家具工艺的发展背景，理解明代家具生产的生成背景和社会环境，及它们对家具工艺有形和无形的影响。

    明代的匠籍及匠役制度的演变

    明代建国之初将天下百姓分为以下四种主要户籍：民籍、匠籍、军籍、灶籍。手工匠人列“匠籍”。明代因袭元代的匠籍制，但对匠户的控制已不如元代严格。名列匠籍的工匠，分为两类：一类叫“住坐匠”，长年在京城官营手工业中供职，廪食于官，每月一旬上工，二旬歇役；一类叫“轮班匠”，由各色工匠编成班次，轮班上工，以一季为限，工满放回，周而复始。轮班或分为五年、四年一班，或分为三年、二年、一年一班。

    十九年四月丙戌，定工匠轮班。初，工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轮作三月，如期交待，名曰轮班匠。议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复议举行。量地远近以为班次，且制籍为勘合付之，赉至工部听拨。免其家它役。著为令。于是诸工匠便之。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177

    上令先分各色匠所业，而验在京诸司役作之繁简，更定其班次；率三年或二年一轮，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罢工者得安家居而无费业。于是给与勘合，凡二十三万二千八十九人。人闲便之。
　　　　　　　　　　　　　　　　　　　-《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卷230

    明代的赋税与徭役分离、亲身应役的做法大约是源于明初商品经济的落后和货币流通的局限。然而这种低效率的徭役必然面临崩溃的压力。到明代中期，住坐在逃，轮班失班，雇人代役，管理混乱等问题逐渐暴露。到明英宗、宪宗朝，在逃工匠竟达数万人计，“天顺，四年七月庚辰，征天下逋逃工匠三万八千四百余名 ”，“成化，元年四月戊子，命捕在逃军民人匠凡一万八千五百九十二人”。于是“以银代役”的徭役改革逐渐在匠役改革中推广开来。

    十二年闰四月丙戌，福建福州府闽县知县陈敏政言四事：“……轮班诸匠，正班虽止三月，然路途窎远，往还动经三四余月；则是每应一班，需六七月方得宁家。其三年一班者，常得二年休息。二年一班者，亦得一年休息。唯一年一班者，奔走道路，盘费罄竭；……”
　　　　　　　　　　　　　　　　　　　　-《明实录》“英宗正统实录”，卷17

    五年闰二月壬午， 工部奏：“南京轮班各色人匠，虽皆取以供应朝廷造作之用，中间谙晓本艺者十无二三。以此先准南京工部左侍郎范理奏，令各出备工价顾觅在京高手造作供应。经今三十余年，彼此两得其便。……”
　　　　　　　　　　　　　　　　　　　　-《明实录》“宪宗成化实录”，卷64

    “以银代役”的制度从浙江发端，因其解脱了匠役的人身限制，免除了路途劳顿，也使得官办手工业得以雇佣真正手艺高超的匠人当班，故官民各得其便，逐渐在江西、湖广、福建等地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