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榻(2)

    五代王齐翰《勘书图》（又称《挑耳图》上，屏风前一张榻（有的研究者曾称为“案”），形制与此墓出土的木榻几乎一样。榻腿也是以如意云头为主的多变曲线组成的特殊轮廓，腿上端两侧也有花形牙板。榻面上铺展着条格的织物榻面（图七）。

    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衅》上，屏风前也有一张相同的榻（有的研究者曾称为“胡床”），榻腿也是同样曲线的轮廓，牙板也是一样的花形。二人坐在上面观棋（图八）。

    这样一种家具的定名问题，似应略加讨论。笔者认为，称“床”或“案”都未见贴切，称“胡床”就更失当，正确的名称应是榻，理由是：

   （一）从功能上分析，床的主要功能是供人睡卧，榻的主要功能是供人坐；床属卧具，榻属坐具。早期的榻尺寸较小。服虔《通俗文》说：“三尺五曰榻，八尺曰床。”东汉一尺折合公制约为24厘米，三尺五约当84厘米，可见榻不能作卧具。南京大学北园晋墓出土的陶榻，长125、宽100、高28厘米南京象山七号晋墓出土陶榻的尺寸为长112、宽65、高21厘米这些都说明早期的榻不是卧具。榻也是很矮的。刘熙《释名•释床帐》曰：“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上面两件晋榻的高度正是有力的物证。这是适应人们当时席地而坐的习惯的。人坐榻上，凭几、唾壸、书册等也都放在榻上。

    后来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渐向垂足而坐演变，家具相应地由低向高发展，唐代出现了高型的家具椅、桌。与此同时，榻也逐渐由矮变高了。升高了的榻主要功能仍然是供人坐的，《重屏会棋图》二人坐于榻上就是证明。这时在榻上放置物品的习惯还保留着，因此我们在《勘书图》、《重屏会棋图》的榻上看以投壸、砚盒、书册、画卷、琴囊之类，就不奇怪了。

    蔡庄五代墓四张榻分别出于墓中四个侧室，虽然经过盗扰，但四张榻上当初摆放各种器物的迹象仍很明显。前东侧室木榻被掀翻，地面上有两张较完整的琵琶、六块拍板、四弦孔指板、五弦孔指板和其他乐器残片。可知此侧室的榻上原是以放置乐器为主的。其他三个侧室出土残漆片、金银平脱绶带鸟残片、朱书“胡真”、“胡真盖花参两”圆形漆底残片以及端砚等物，可以大致推知这里的榻上原来放置的箱橱、妆奁、文具之类。

   （二）从使用场合来看，在封建统治阶级的邸宅里，客厅、书房、内室的区分和家具布置都有一定的规矩，睡寝用的床一般不能摆在客厅、书房、而榻则是客厅、书房中常设之物。《勘书图》、《重屏会棋图》的环境都是近于客厅、书房而非卧室，正是设榻的地方。

    地下墓室是地上生活建筑的缩影。蔡庄五代墓的前室，后室位于中轴线上，中间隔以木门，这是地上建筑的“前堂后室”的反映。主棺停放于后室中央，符合礼制的要求。居于中轴线两侧的四个侧室，不论从位置，还是从面积大小和室内高度来看，都是处于从属地位。也就是说，这些侧室当是地上建筑的附属用房在地下的模仿，因此侧室中放置的当是榻。再者，墓主是吴主杨行密之女，墓志极言其“厚葬之仪罕及”。如果搬四张睡床来作为一位公主的陪葬器物，也是有悖于常理的。

    这里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原来小而且矮的榻，到后来面积也扩大了，高度也增加了。《勘书图》、《重屏会棋图》上的榻，与周围器物相对比，估计大都长2米左右。蔡庄五代墓出土木榻长180厘米也许与侧室的大小有关，略小于当时流行的榻的尺寸。榻一旦加长增宽，自然就不只是可供人坐，而且也可供躺卧。因此“陈蕃下榻”故事中的“下榻”，是指设榻待客以示对贤者的尊重礼遇；而后世的“下榻”已变成了住宿的意思了。《桃花扇•闹榭》一折中说：“我二人不回寓，就下榻此间了。”显然不能套“下榻”一词原义了。床和榻的尺寸逐渐接近，字义也逐渐混同。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们互相是有区别的。

    附记：1980年夏，承扬州博物馆同志大力协助，使我有幸见到蔡庄五代墓出土的木榻，对其中完整的一件了了仔细的考察，深为感激。当时由于条件所限，这件木榻存放在一个不蔽风雨的临时敞棚里，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至希有关单位采取妥善办法，务使千年古榻长远保存，决不重蹈钜鹿出土的宋代木桌椅被毁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