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式家具与道家思想的关系(3)

    经济条件

    明代家具艺术的高度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明朝当时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稳定繁荣的社会、经济环境。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城市与园林建筑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和文化导向的影响，以及扩大对外通商和开发南疆地区所大来的大量优质木材内运，使得家具艺术因上层社会的广泛需求而得以充分发展。家具制作不断趋于高档化、艺术化，典雅、精美的名贵家具品种成了富豪权贵的追求目标。与此同时，传统手工艺的不断完善和家具生产的区域化、集团化（如以皇家贵族为代表的宫廷家具营缮所和商品经营为特色的苏式家具、广式家具、京式家具等等。也为家具的艺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使得家具发展不断趋于系列化和规模化。并逐步形成明式家具的地区风格和时代特色。形成相对稳定的家具流派。

    政治、文化条件

    在政治思想方面，朱元璋实行程朱理学继续被尊奉为官方学说，这一学派的儒家经典注本被当作士子日常的功课和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在科举中，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固定程式、规定字数、要求只能“代古人语气为之”（《明史选举志》）而绝不许自由发挥的八股文，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的禁锢。与此相配合的，是残酷的高压手段。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 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制造了许多起看来是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桂林府学训导蒋质，都因他们执笔的表章中有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一类字样，被认为“则”是影射“贼”，统统处死。然而这种荒诞的行为对于追随儒道思想的众多士大夫来说，从此失去了人性上的“自由”。如果说，宋代的文化专制已相当发展，那么至少士大夫的人格在表面上还是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能够以“气节”自励，维持士以求“道”为最终人生目标的理想品格。而明朝自其立国之初，就从根本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

    由于国家皇权的绝对性，置道家思想于地狱，道家的文人信徒得不到政府官员的重用，有才无用武之地，甚至归隐山林也不为朝做官。长此以往，众多文人与政场分道扬镳。特别是当时经济发达的江南苏州一带，文人墨客常以买弄书画、以酒作诗、收藏古玩和研析家具等事宜，寄情于物。如唐伯虎，文徵明等人。也正是这种具有形上的超越和理性沉淀的存在和态度，借自然中的山水花鸟等，寄情于物中，才为明代的绘画、戏曲、传奇小说和家具设计等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山林归隐、不问朝政的举措虽然有点唯心主义，即道家思想的体现。从侧面看，它对艺术、文化、家具设计等成就不能不承认是道家思想的一大功劳。而最为突出的便有明式家具的风格建制等成就。设计在线.中国

    道家思想对明式家具的影响

    1 对明式家具风格的影响

    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主要是受宋朝家具形制的影响。而宋朝的家具形制与宋朝对道家思想的崇拜有着非常大的联系。

    赵宋王朝对道教的崇奉可与李唐王朝相媲美，特别是太宗、真宗、徽宗三朝更盛。宋太宗集天下道经七千卷，令人修治删正。宋真宗认道教神仙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又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说他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他下令焚烧佛经，改天下寺院为道观，使道士居其中。政治上，太宗和真宗父子均推行道德教化的黄老之术。太宗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续资治通鉴》卷34）真宗亦说：“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生其介福。”（《混元圣记》卷9）统治者的这些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是与崇道联系在一起的，著名道士陈抟（希夷先生）曾多次应诏入朝，向太宗建议“以清静为治”。

    由于朱熹将儒、道、佛三家融合产生新儒学，即程朱理学，后来成为制国之略，正统之学。因而道家思想在宋朝民间广为流传。也促进了儒 释 道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因而道家思想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到处可以得到验证，如：宋徽宗、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等造诣极高的大家的艺术成就，都体现了道家思想对文化艺术领域的高超深厚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出现于宋朝的家具也便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而成简洁挺秀、比例适度为特征。这无疑对明式家具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朝代的灭亡只是统治阶级的更替，而不是文化思想的消亡。于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便以种种方式流传到了元代、明代。当然家具等艺术、半艺术形态便是道家思想的载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