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文系毕业的韦力在一家三资企业中担任中外双方代表,月薪3800美元。凭借这个在当时“天文数字般的收入”,韦力找到许多文革后被退还旧物的家庭,成批地收集古书。 因为“千金散尽为收书”,韦力常以“聚书好货,均为一贪”自嘲。唐代的柳宗元在《蹺譓传》里提到蹺譓这种奇怪的小虫,在路上看见任何东西,都想要背在身上,弄得自己越来越累。韦力觉得,自己就是一只“好负物”的小虫。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后来慢慢发现自己爱书也只是贪多务得之欲,跟别人爱钱没有什么分别。”韦力摆摆手说道。 时至今日,他每年仍然要花费数百万元收购善本。但在收藏圈,人人都知道“韦力只进不出”。 “不卖书不是清高,只是对自己心性的控制。”在这个成功的商人看来,人生在世,“为稻粱谋”而做的事太多,因此务求在自己的书楼中留一方净土。 为了追寻古代藏书家们的余痕,韦力曾用5年的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所有古书中曾有记载的书楼,结果却让他失落——大约一半的书楼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也境况堪忧,乾嘉时期最大藏书家黄丕烈的书楼被划在苏州丝绸厂内,曾被列为吴兴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密韵楼原址上开了一家按摩院,还有许多书楼成了政府机关办公之所…… 在后来的著作《书楼寻踪》里,韦力感慨道:“藏书多年,个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当夜深人静时,偶翻旧籍,卷首所钤累累藏印,皆无言地叙述着本书的传承命运,讲述着一位位藏书家辛苦收藏、有聚亦有散的悲欢故事……” 韦力也曾因此“想到百年之后,自己毕生所藏古书的归宿”,并一度“觉得悲凉”。但最终他还是摆脱了古代藏书家们“世守沉编”的情结。他钟爱一枚刻有“韦力暂得”的印章,却始终不愿往藏书上印。因为“书藏得越多,越发觉得自己‘不够格’。” “古书已历千年,人生不满百岁,珍籍终会离我而去。”韦力平静地说,“说到底,我只是历史流转中的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