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抗战文物收藏人(2)

    收藏，是历史的“旁证”

    翻开《一个人的抗战》序言的前一页，启功先生题写的“旁证”二字赫然映入眼帘，这二字充分说明了樊建川藏品的意义：让抗战收藏有力地证明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

    2000年1月，樊建川收藏的《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原因是1月23日，日本右翼势力在大阪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所谓“检证集会”，而樊建川向世人掷出了一张由日本人控制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印制的南京地图，这张民国二十九年(即公元1940年)8月再版的地图上清晰地标明：圆南京最高法院位于中山路四段的一个十字路口，隔街就有两大一小三个水塘。这幅地图成了东史郎的《阵中日记》里曾记录了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1937年12月21日，把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地图上的池塘将其炸死的史实。虽然东京地方和最高法院为迎合右翼势力企图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并以原南京最高法院门口没有水塘等理由，判决东史郎败诉，但樊建川收藏的这幅《最近实测新南京市详图》，为水塘的存在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人们都在呐喊：历史不容忘记！而樊建川却用他的藏品毅然诉说着中日永不再战的殷切愿望：“为了和平，收藏战争！”

    在安仁的日子，看到建川博物馆大门不远处，堆放着数个齐肩高的混凝土残块，厚度约半米，残块上些许状如瞭望口的小洞,依稀可见.原来,这是樊建川最大的一件藏品——抗日战争时期的日军碉堡，重达30吨。这个庞然大物是樊建川在天津发现的，他立刻高价买下，但为了把这个收藏品运到四川，仅在运输途中就屡经坎坷。碉堡太大，车子在运输途中被禁运，于是原路返回，碉堡在天津被大卸19块才重新踏上路途，一路耗资数万元。当人们终于在千心万苦之后，把碉堡运进建川公司的院子时，只听轰的一声，它撞倒了一根门柱……“险些砸出人命，我们戏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人们摇头感叹。如今，樊建川要把这些残块拼接还原，并在缝隙中栽上灿烂的花草，摆放在博物馆大门口正中最显眼之处。“日本人用战争的头盔做水壶，中国人用战争的碉堡做花坛！”他非常自豪自己的创意，说起来就掩不住满面笑意，他说这代表了中国人热爱和平的精神。

　　忏悔的日本人

    在樊建川的口中，经常可以听到一个日本人的名字——盐谷保芳。这是一个如今已经年近90岁的日本老人，他在机场看到了《一个人的抗战》，便一路找寻而来。盐谷保芳，原日本陆军59师团士兵，曾在1944年随部队在山东泰安作战，1985年4月至2003年9月23日，曾来华谢罪18次。

    作为一个日本军人，盐谷保芳心中总是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和愧疚。他告诉樊建川，自己在当年被拉去当兵时，从内心厌恶战争。为了躲避征兵，盐谷保芳情急之下一刀砍去了自己的食指：“这下我就不能扣动扳机了，也就不用当病兵了！”谁知，他当时太性急，砍下的是左手食指，被征入伍成为唯一的结局。在与樊建川的交谈中，盐谷保芳坦言自己被逼杀害过不下10个中国人，如今来华谢罪的目的只有一个：“当年日本政府葬送了我的青春，我不想我的孩子再走和我一样的路，我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21世纪家庭留面镜子。”在他第15次来华谢罪时，盐谷保芳将保存近60年的侵华罪证赠予樊建川：一把军刀、一只小号、一个钢盔、三件军服。他请樊建川接受这些藏品，因为：“实物是最好的教育者。”纪念碑前、省博物馆门前、赵一曼烈士像前……盐谷保芳面色凝重，满头银发被风吹乱，身体前躬，头深深地埋了下去……“我们犯下了罪恶，请接受我的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