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具形态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是分不开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孕育了灿烂的家具文化，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异地文化的兼容并蓄，以及古代匠师群体艺术思维的火花和社会发展脉络等在家具形式上均得到充分地体现，因而我国古代家具都表现出深邃的文化精神和意境，其中被视为“爱与情感的港湾”的床也不例外。
据《诗经·小雅·斯于》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诗经·幽风·七月》载：“十月蟋蟀入床下”；《周礼·夭官·玉府》记之：“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亵器”等，还有许多史书都有关于“床”的描述，而且其材料多为木、竹和藤等。这足以说明，床的出现，在我国至少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
古代床
在人们生活方式还在穴居和巢居的远古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日常生活得不到保证，因此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家具陈设物。为了避免潮湿与寒冷，人们只能用茅草、树叶、树皮或兽皮之类铺在地上，这就是最古老的家具——席，有些人视其为床榻之始。与其说席是床榻之始，倒不如说是家具之始，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人们的生活起居还只能在席上进行，那个时期的席可以说是蕴涵了现代家具的基本功能要求，但在形式上还没有发展完善，而是停留在最原始的状态。
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和成熟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孕育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商代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发现的当时史料的甲骨卜辞已有10余万片。这些甲骨卜辞记截了祖先们征伐、祭祀等各种活动的情况，也有关于家具方面的记载。例如，“宿”好似人坐卧在室内，“梦”尤如人卧于床榻上，“疾”像病人因疼痛而汗滴如雨躺卧在床上。许慎在《说文解字》释为“判木为片，即制木为板”，其中的木片就是床的解释。殷商的文献记载在《易经》有：“巽在床下，用皮巫纷若，言无咎，……巽在床下，丧其资爷，贞凶”。“巽卦颇吝，其中言喻，一人生病后惊恐而伏于床下，巫师施以巫术则平安无事，或有贼人入室，病人藏匿床下，丧失财产，结果凶。”从卦中可以看见场面的恐怖和忧虑，病人伏于床下(巽、伏的意思)。在这里，床虽然仅仅起到道具的作用，但可以推断，商期已出现了床，而且高度不低，下可容人。 夏、商、周，形成了天地崇拜的宗教意识，其家具也成为人与神沟通或显示皇权显赫的工具，带有浓厚神秘的宗教色彩。家具的使用功能主要为祭器，在造型上运用对称、规整的格式和安定、庄重的直线，来体现威严、神秘和庄重之感，且等级制度非常的森严。西周的统治者还根据席的优劣和装饰特点规定了严格的“五席”制度。《周礼·司几筵》上规定，司几筵主管五种席垫的名称和品质，辨别用途以及陈设的位置。五席分别为：莞席、藻席、次席、蒲席和熊席。五席的质地和特点并无等级贵贱之分，在使用中常以茵席的多寡来体现等级差别。《礼记·礼器》中说：“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意为无论哪种席子，凡为天子设席必五重，诸侯三重，大夫二重，不包括下层的筵。可见周代的家具从材质、装饰到色彩都要严格按照等级与名分来行事，不可逾越礼制。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雏形期，奴隶制的社会制度出现动摇的趋势，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儒法人道显赫，道墨天道昭著，人们共同关注现实和社会的人生问题，各种学说在相互吸收、渗透中发展。随着传统典制的消亡，宗教观念也迅速褪色，从而结束了特定的文化使命。这个时期的家具所表现的理性和民间意趣日见蔓延，艺术风格一改先前的神秘和沉重，出现了精雕细琢、镂金错彩和奢侈豪华的气象。装饰特点集绘画、雕刻于一身，采用自然景观、植物图案和想象吉兽为表现主题，用象征和联想来表达理性与浪漫的觉醒，折射出崇尚自然之美和浪漫主义的情调。 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生活用具为漆器所代替，漆工艺得到较大的发展。从大量的出土实物中得知，春秋战国出现的漆木床、彩绘床等为后来的汉代成为漆家具高峰期奠定了基础。《战国策》中说，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出游到楚国时，曾向楚王献“象牙床”。有关床的实物记载，当以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处出土的战国漆绘围栏大木床为代表，是目前所见最早并保存完好的实物。大木床由床身、床栏和床足三部分组成，周围有栏杆，栏杆为方格形，两边栏杆留有上下床的地方，长2.18米，宽1.39米，足高0.19米。这张床又大又矮，适合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床框由两条竖木，一条横木构成，在此床框上面铺着竹条编的活床屉。床身通体髹漆彩绘花纹，工艺精湛，装饰华丽。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床已很普遍，而且制作水平已相当高。这时的漆器除髹漆彩绘之外，还有雕刻、镶嵌等工艺手法，这不仅对器物起保护作用，更因漆饰和造型体现的艺术风格使人百看不厌，开创了家具工艺品的新历史，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家具不仅具有使用功能，又兼有欣赏价值和观赏功能。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一个大统一的时期，文化、经济繁荣，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沟通了中国与西亚、欧洲和非洲各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仍然是席地而坐，室内的家具陈设基本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席、床、榻、几、案的组合格局，漆木家具完全取代了青铜器而占据主导地位。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在床上进行。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主记史”和“主薄”各坐一榻，两榻形制、尺寸基本接近，腿间有弧形券口牙板曲线，榻面铺有席垫。另外，在江苏徐州洪楼村和茅村的汉墓画像石上，有一人独坐于榻上，而徐州十里铺东汉墓画像石中，也有一人端坐榻上的刻画。河南郸城出土的汉榻为长方形、四腿，长0.875米、宽0.72米、高0.19米，腿足截断面是矩尺形，腿间也有弧形曲线，榻面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榻”。床榻兴起盛行，对其进行装饰也悄然升温。《释名》载：“帐，张也，张旋于床上”。可见，秦汉床上始施以床帐，冬设幔帐避寒，夏施蚊帐避蝇。汉朝人许慎在《说文》中称床为“安身之几坐也”，明确说是座具。还有一种称为“匡床”，又叫“独坐座”，显而易见是单人的座具。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人所坐卧曰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当时的床包括两个含义，既是座具，又是卧具。西汉后期，又出现了“榻”这个名称，是专指座具的。河北望都汉墓壁画、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和陕西绥德汉墓石刻中，皆有坐榻的图像。《释名》说：“长狭而卑者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通俗文》说：“三尺五曰榻，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后汉书》中记东郡太宁“冬日坐羊皮，夏日坐一榆木板蔬食出界买盐鼓食之”。床与榻在功能和形式上有所不同，床略高于榻，宽于榻，可坐可卧；榻则低于床，窄于床，有独坐和两人坐等，秦汉时期仅供坐用，后演化变成可坐可躺。
魏晋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持续最久的时期。这时出身世家的文人阶层开始厌倦动荡不安的生活方式，但又苦于无法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于是谈玄之风盛行。佛教以其“一切皆苦”、“诸行无常”的基本教义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并迅速的传播开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出现了新的起居习惯，使席地而坐不再是唯一的起居方式，为隋唐五代垂足起居方式与席地坐起居方式的等肩并存奠定了基础。魏晋延续了秦汉时期以床榻为起居中心的方式，屏风与床相结合而形成带屏床，也是这时的新形式。床榻的新形式不断出现，其中三扇屏风榻和四扇屏风榻极受贵族人家的宠爱，此时期床榻的高度显然增加，床体较大，在《女史箴图》、北齐《校书图》中得以印证。东晋画家顾恺之在《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床，其高度已与今日相差无几，床的下部以门做装饰，人们即可伽趺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在顾恺之的另一《洛神赋图卷》中，床上还出现了依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型凭几。榻在这个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在北齐《校书图》中，出现了一座门式巨榻，榻上坐4人，还放有笔、砚和投壶，使人会文之余，还可游戏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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