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具材料探析

    宋代是中国高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缺少该时期的积累，明式家具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宋代家具是中国家具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而对它的研究又不能轻视对宋代家具材料的探析。但是长期以来家具界、艺术界对这一领域的讨论甚少，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含糊其词，这与明清家具的材料研究有天壤之别，对我们深入研究宋代家具也是不利的。当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留给后人这方面的内容太少，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此关注与挖掘得不够。所以，笔者力图通过对宋代考古发现的连续考察和对宋代家具资料的深入梳理，探析出宋代家具材料的运用状况与特征，以此促进宋代家具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

    据目前有据可查的资料可见，宋代家具使用的材料有木、竹、藤、草、石、玉、陶、瓷等，并以木材为主，其种类繁多，多就地取材，其中有杨木、桐木、杉木等软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枣木、楠木、梓木等柴木，乌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随着经济的发展，宋代各行业对木材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宋朝对木材的种植、开发与保护比较重视，一些帝王甚至要求全国分区栽种适合当地气候的树木。这一时期宋人编著的植物谱类也有一些传世，其中的陈翥《桐谱》、蔡襄《荔枝谱》、叶廷珪《名香谱》、赵汝适《诸蕃志》等也涉及到当时木材的使用情况，特别是《桐谱》分十卷叙述了桐木的起源、类别、栽植和采伐利用等，价值颇大。

    我们根据木材的软硬性能做了软木、柴木和硬木的分类，以便于探讨。

    1 软木与柴木

    杨木是我国北方常见树种，木质细，易加工，干燥快，但不耐朽，是历代建筑、家具、漆胎的重要原料。宋代民间，杨木也被大量使用，以之作为屏风、箱、盒、座架等的材料。比如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中就出土了以之制作的画屏、台座与帽架托等。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长方桌，虽饰以赭石色，足底腐朽，但分析出为杨木所制。

    杉木，也叫“沙木”，它在我国南方分布广，产量大。品种有赤杉、白杉、水杉和柳杉等，木质轻软，但纹理通直，韧性强，耐朽湿，在当时的家具加工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北宋苏颂《图经本草》对杉木利用有专门记载:“材质轻膏润，理起罗致，入不敷出土不坏，可远甲虫。作器，夏中盛食不败。”南宋戴侗《六书故》也说：“杉，所衔切。杉木直干似松叶芒心实似松蓬而细，可为栋梁、棺淳、器用，才美诸木之最。多生江南。亦谓之沙，杉之伪也。其一种叶细者易大而疏理温，人谓之温杉。”因此，杉木成为当时南方人工培植的主要树种之一，据福建《建宁府志》记载，朱熹在福建建瓯讲学的别墅周围就形成了“绕迳插杉”的景观。南宋袁采还在《袁氏世范》卷中说：“今人有生一女而种杉万根者，待女长，则鬻杉以为嫁资，此其女必不至失时也。”宋末方回在《桐江续集》卷一五《沂江回溪三十里入婺源界》中也谈到了杉木在当时民生中的重要性，他说：“厥土最宜杉，弥岭互岗麓。种杉二十年，儿女婚嫁足。杉林以樊圃，杉皮以覆屋。猪圈及牛栅，无不用杉木。”

    北宋苏轼曾在《秧马歌》中谈到秧马（至今仍在水田中被人们使用，多被称为秧凳）这种插秧农具，它形似小船，底部设托板，以免在泥水中下陷，人骑坐于其背上，以两脚在泥中撑行滑动。少了它，人们插秧时需弯腰不时运动，十分辛苦；有了它，可以使人半蹲半坐，能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插秧效率。对于这种家具材料，他在文中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苏轼诗集》卷三十八）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榆木、枣木、楸木、桐木的独特质地与性能有普遍认识。

    榆木产地以北方温寒地带为主，材质坚硬细密，韧性、可曲性较强，制成的家具、车船坚实耐用，是当时运用较多的家具材料。枣木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在柴木中属于偏硬树种，韧性大，耐琢磨，纹理美观，制成的家具不易变形开裂。正是因为榆木和枣木的这些材质特点，能被加工得十分光滑，才成为当时秧马腹部制作材料的首选，既便于泥水中滑行，又稳固耐用。

    就桐木而言，其材质较轻，比重小于0.35，但成材快，锯刨后光滑平整，也易于漆饰，以之作为贴面、衬里和用来制作箱、柜均轻便实用。古代工匠也常用它来做棺椁和琴瑟一类的乐器，例如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便出土有以桐木制作的琴、瑟与鼓等乐器。对于它的种植，宋陈翥《桐谱•所宜》：“桐，阳木也，多生于崇冈峻岳，巉岩盘石之间，茂拔显敞高暖之地。”他还说：“凡诸材之用，其伐必当八九月伐之为良，不尔，必多蛀蚀，惟桐木无时焉”。（《桐谱•采斫第六》）

    楸木，又名梓桐，主要产于黄河流域，南方地区也能见到。它与梓木材质较为接近，以之制作的家具不易开裂走形。在柴木中，相对于榆木、枣木来说，其比重算是轻的了，但是和桐木相比，则又重了不少，因此，“以楸桐为背欲其轻”应是侧重于桐木而言。楸木还被用来制作棋盘，如陆游《自嘲》诗曰：“遍游竹院寻僧语，时拂楸枰约客棋。”“楸枰”即楸木棋盘，是品质优良的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