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家具的产地

    中国古代家具的地域性特点强，导致它的分类只能按地区划分。就目前所知，南方有江浙一带以苏州为中心的苏做，宁波地区的甬做，温州地区的瓯做，福建地区的闽做，广东、广西地区的广做；北方则有山西地区的晋做，河北地区（包括京津）的冀做，山东地区的鲁做，陕西地区的陕做，还有内地四川的川做等等。这些都形成流派，它们在制作原则下发挥地域文化的特点，形成了可以剥离开的流派。

    经济发展是家具发展的前提。哪个地区经济发达，家具制作业就随之发达，原因是国人喜好置房，置房后又喜好置家，家庭布置是靠家具烘托气氛的，家庭财富的体现除去房子就是家具，这就是中国古代家具为什么能够显示主人身份的缘由。

    中国古代家具使用的良材大部分需要进口，广州口岸得天独厚，木材贸易的发达促使广州家具制造业也发达。广做家具的特点是用料壮硕，毫不吝惜材料，比如板芯，广做家具明显比苏做家具要厚，所以许多保留至今的广做家具面板少有开裂。家具用材上，广做家具讲究四面见锯，翻过身来，少有扒棱现象。“扒棱”是指用材在隐蔽处留有表皮层，在外露的地方显现芯料，从断面上看呈三角形。这是一种省料的办法。广做讲究整板多，拼板少；大料挖缺多，小料拼攒少，这些特点构成了广做家具施工手法，形成了豪华的风格，以表现豪华阔绰为内容，成为广做家具的精神核心。

    苏做家具则与之相反，省料为施工原则，凡苏做家具一定精打细算，能省则省，绝不浪费，扒棱现象在苏做家具中，尤其一般家具中比比皆是。芯板一般较薄，所以苏做家具常常在拼接处用龙凤榫，甚至用胶布加固，防止开裂。施工手法上，打洼或起鼓等利用视差显得厚重的手法用得很多，比如常见的苏做写字台，腿框常用双打洼或一鼓一洼形式，料虽小却显大些。又比如苏做家具中常见腿部正面宽侧面窄，形成扁方材，与广做家具爱用方材不同，苏做这种施工手法，无疑也是为了省料，但又不愿显得穷气，使得正面看时仍显壮硕。

    典型的苏做座面多为编藤软屉芯，而广做家具几乎未见编藤屉的。原因是苏州地区红木原料贵，人工便宜，藤条材料易得，所以苏做家具中能用软屉时都用软屉，棕藤编织，除去舒适，从美观角度也平添一份柔和，与坚硬冰冷的木材形成反差，起了很好的调节作用。苏做家具明显比广做家具多一分文人气，少一分财主气。

    多年以来，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硬木家具的主要产地为苏州、广州两地，尤其黄花梨家具好像除苏州外没有其他地区制作。苏广两做的确为硬木良材最大宗产地，而且声名远播。但其他富裕地区也不会坐等，商业的法则促使中国古代家具的制造业蓬勃发展。都有优秀的作品存世，证明了清代家具生产的普遍性。

    北京为元明清三代都城，达官贵人、巨商富贾云集，硬木家具需求量极大，仅凭苏广地区供应尚无法满足各类人士需求，清朝宫廷内设置木器作坊，调苏广家具制作高手进京，进入大内献艺。当然宫廷家具以紫檀、黄花梨木为主，少有红木。但京城显贵们要附庸风雅，苏广两地的能工巧匠们不可能都进入大内，所以京做家具以融苏广两做特点著称，凡长处尽可能利用。如我收藏的一对红木攒拐子禅椅属少见品种，应为大户人家订制，尺寸较大，无管脚枨，靠背矮扶手短，式样奇特。这类禅椅原为参禅打坐之用，进深较一般椅子深，如不盘腿坐于椅上，腰则不能靠于椅背。冲出搭脑的靠背板正好顶住腰部，十分舒适。椅子牙板两侧和正面纹饰一样，起阳线拐子，背面则刻阴线拐子，制作手法略有差异，表明设计者的正反意识清晰。禅椅在古代家具中是极少品种，很可能置于大户人家佛堂中，参禅打坐，足见主人心诚。

    京做红木家具，有部分仿宫廷紫檀做工的，这种追求一方面满足个人虚荣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工匠高超的技巧。北京在皇宫的影响下，尤其王爷府内的家具，无不以追求宫廷风范为尚。我们把京做宫廷做工的家具，称为“贡做”，与一般京做还是存在差异。

    闽做，来自福建。以前对这一地区的古家具没有研究，近年由于商人的深入，黄花梨、红木等明清家具时有发现，大条案、供桌等等。闽做硬木家具的特点是比例高，用料大，有不协调之感。原因可能是福建潮湿，家具高些防潮性能好；还有一个原因，福建沿海或山区民风古朴，督信佛教，家具用于供奉的多，因而高大。高大才能显得庄重，心灵就能得以安慰。这样的新课题是前人从未注意到的，没有任何研究记载，今天提出，也是说明中国古代家具文化深奥博大，可供研究的课题非常之多，每一代研究者都能找到新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