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具与佛教文化

    中华汉土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不断吸收外来民族的营养，不断地在融会中壮大自己。历史证明，吸收外来文化最多、最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文化了。

    佛教文化的输入，不仅个中华汉土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以及文学、音乐、美术等等方面都带来了新鲜活力，同时天竺佛国的家具，随之也来到了汉土，丰富了汉地的家具品种，促进了汉地家具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华夏几千年的起居方式的改革和演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佛教传入汉土的时间，各说其是，有“周代传入说”“春秋传入说”“秦代传入说”等等，都因证据不确而不足为信。惟有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说，被史家所公认。在《四十二章经序》中记载：“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正在殿前，竟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注：不是汉武帝时的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立佛寺，远人伏化，原为臣妾者不可胜数。”（《佛教常识》，沈阳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史载汉明帝由此遣史求法，带回《四十二章经》，并建造中土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佛教文化在中国汉地的发展，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东汉初年佛教进入汉地，到李唐一代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在汉地深入发展的八百年，是佛教文化与汉地文化，由相互冲突、排斥到互相渗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八百年。在此八百年里，佛教在汉土形成了两次高潮。这两次高潮，为我国家具的发展，谱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从东汉初年到南北朝的四百年。这一时期恰逢社会动乱，连年战争，人民处于思安而不得的痛苦之中，普遍在寻找解脱的心境，而佛教解脱苦难的出世思想，为处于战乱之中的苦难众生，指出了一条出路。所以佛教在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传统的译经求法活动，依然是方兴未艾，建寺与开凿石窟更是土木大兴。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敦煌石窟开凿以后，相继在北魏又开凿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南朝的寺院处处可见，正如唐代诗人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动，促进了佛教美术的发展，石窟造像、壁画，寺庙的造像、壁画更应时而生了。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都是域外风格。此时天竺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随之进入了汉土，这对汉地的生活习俗，特别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佛国的高型坐具进入了汉地，华夏古国席地而坐饿起居方式开始动摇，伴随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坐方式，也自然地进入了汉地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四百年。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结束，隋的统一，特别是唐代初期的“贞观之治”，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家政策开放，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呈繁荣向上的局势。唐代帝王大都信奉佛教，所以此时佛教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带来的佛国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使用。

    我们从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佛国家具，在富强恢弘的大唐帝国里，又得到展翅振飞的机会，他们脱离了天竺佛国的清雅与简捷，而披上了华丽多彩的外衣，这些来自佛过的家具——椅、凳、墩等，在大唐极富创造力的家具师手里，发展成造型端庄浑厚，装饰华美富丽，形式也多种多样了。李唐一代不仅是我国封建时代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相融会的全盛期，是佛国家具在汉地扎根落户，并取得发展与创造的辉煌时期。

    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天竺佛国的家具样式，同时进入了汉地。这些佛与菩萨的坐式和所使用的高型坐具，让先人们看到了一幅完全新鲜的、不同于自己的生活画面。这些佛国的高型坐具，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了中国几千年起居方式的坚冰，冲击着中国施行了几千年席地而坐的习俗，推动着起居历史向垂足坐转变。现在我们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来看看佛与菩萨所带来的这些域外高型坐具：绳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对我国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