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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杨元庆每个月“起码得绕着地球转一圈，快的时候要转两圈”。每个月有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所有的高管被集中在一个地方办公。每逢“大月”，办公地点在北京或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每逢“小月”，则是在其他国家市场。过去的12个月，杨元庆和他的高管团队去过印度、巴西、土耳其、波兰、澳大利亚、日本6个国家。他们的工作内容包括开会讨论、见客户、见大经售商、见底层销售商—总之，杨元庆一手建立的交易型模式正在地球上更多的地方被推广。
这种工作节奏带来极大的压力。杨元庆有时候会失眠，另外一些时候则会出现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的困惑。今年3月，他和他的团队在奥地利维也纳开会。“我在酒店会议室和房间里整整待了三天，足不出户。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
多年来，联想领导班子“在妥协中推进”的中国式智慧、“拐大弯”的乾坤大挪移，简直成了联想能够穿越岁月而不倒的某种核心竞争力。对这中间的反复与折腾，本性刚硬的杨元庆无论在性格上还是能力上都修炼出了极大的弹性。从1989年到2010年，杨元庆已经在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岗位上持续工作了20多年。职业为这个人带来的所有兴奋、成就、压力和刺激都是在同一家企业完成的。到了如今这个地步，很难说是到底是杨元庆更需要联想，还是联想更需要杨元庆。他必定明白，假使一开始这只是一份工作，那么现在这已经是和他的物理生命联系在一起的一份终生使命。
所以他拒绝承认自己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更不会谈是否曾经试图离开联想—包括在2008、2009年之交他在联想的前途一度变得暧昧不明的时刻。他秉承了联想人一贯的谨慎气质和角色意识。
但他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他多年来始终站在原地的时候，已经有太多同行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跌宕和突变—郭士纳去做投资，凯莉去从政、李文退休、乔布斯差点就没死掉。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刻，他才会想起这些和命运有关的故事，并且稍微感慨一番。有时候，他会和联想的创始人柳传志讨论这个话题—
“现在柳总也经常在说，国外的一些大企业，尤其是西方，其实他们是没有主人的。他们都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而已，凯莉跟惠普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吗？有什么渊源吗？无外乎就做了两年的CEO而已，这可能是迈向下一个职业生涯的跳板，没有什么。真正最后走得比较好的企业，它要有主人，要有能够把企业当家的人，这样的话，他才会舍得投入。”
“我的归宿就是联想。”他说，“将来也许会做些更轻松的事情，不过现在还没去想。”
杨元庆不仅是联想的一个参照物，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中国IT业的一个参照物。他入行的年代就是中国IT企业的原始时期；他当下所承担的职业命题：国际化—不仅是他个人职业发展的分水岭，是联想业务的新G点，更是中国IT企业必须要趟的一条路。
他尚未厌倦，那是因为他仍未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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