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北方和西方民族的内迁和佛教的普及，都对家具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建筑从此时开始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首先在于起居方式及室内空间方面，即从汉以前席地跪坐，空间相应较为低矮，逐渐改为西域“胡俗”的垂足而坐，高足式家具兴起，室内空间也随之增高。这一趋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对以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在这一时期渐趋普及，也对家具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如“壸门”的出现和莲花纹等装饰纹样的使用。
坐具
这一时期家具的最大发展为高型坐具如凳、筌蹄、胡床和椅子等的开始出现，以适应垂足而坐的生活。
关于凳子的最早记载，可见《晋书.王羲之传》：“魏时凌云殿榜未题，而匠者误钉之，不可下，乃使韦仲将悬橙书之。”所谓“橙”就是凳子，因其较高，故称“悬凳”，可站在上面书写榜额。当时凳子的形象可见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第257窟壁画。
筌蹄即后来所称的绣墩，多见于佛教石窟寺壁画或雕刻，如墩煌墓高窟西魏第285窟壁画和洛阳龙门石窟北魏莲花洞壁面雕刻，出土或传世的石刻佛座也常为筌蹄。据此，似乎筌蹄与佛教有一定的关系。唐代仍称筌蹄，五代、宋改称绣墩。
胡床，现习称马扎，以两框相交为支架，可折叠，也较高，可垂足而坐，东汉已有，此时造型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更加普及了。敦煌石窟北朝壁画中胡床常有出现，亦见于传唐朝阎立本《北齐校书图》。
椅子出现较晚。这一时期仅有极少的信息，一是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发现的一把木椅，时间大约相当于我国的晋代，其造型和装饰风格全是犍陀罗式。这是一件商旅带入我国的家具。另一例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山林仙人”所坐的一把椅子，与佛教活动有关，可说是最早见到的禅椅，仙人在上盘腿结跏趺坐，与垂足坐不同。
凭具
这个时期仍以席地而坐为主，故凭具仍有发展。
凭几除大量为直形外，在长江流域的下游又发展了有较大改进的弧形凭几，文物考古工作中有相当数量出土，多陶质，说明在这个区域相当普遍。安徽马鞍山三国吴朱然墓出土的褐漆曲形凭几是迄今见到的最早一例实用凭具，几长695毫米、宽129毫米、高260毫米，几面弧形，三足作兽蹄状，造型有很大代表性。通体褐色，朴素无华，也就是后世所称之乌皮隐几。南齐谢脁写过一首咏乌皮隐几的诗。
与凭几异曲同工，此时又出现了在床榻上倚靠的软质隐囊。《颜氏家训》透露，南朝士族弟子“凭斑丝隐囊”成风，是以斑丝织物覆面。隐囊的形象可见于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维摩诘说法石刻和传世《北方校书图》。
卧具
此时新兴的卧具为架子床。最早的床多有围栏而无架。汉代床上设有帷幔，似已有支架，但无形象资料可征。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最早绘出了一具架子床：床座饰壶门，四角立柱，柱间围立高床屏，上设顶，四周张设帷帐。应是汉代“斗帐”的发展，带有架子床初创期的特点。此床床屏约高500毫米，在人腋下，高于后代床围。床前放有与床等长的栅足式几，汉代称为“桯”。
《北齐校书图》绘有一座壸门式大榻，榻座立面有壸门，正面四个、侧面二或三个。榻上坐四人，并摆放笔、砚、盂和投壶。按榻的面积，还可再多容数人。这是汉代榻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家具。在大榻上仍是席榻而坐，只在榻边垂足。唐代仍应用此种大榻，同时将此发展为大型桌子。
所谓“壸门”，是一种轮廓线略如扁桃的装饰纹，底线平直，上线由多个尖角向内的曲段组成，两侧曲线内收。壸门形象以后在唐宋所见特多，集中用在作为佛座、塔座和大型殿堂基座的须弥座上。
屏具
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一具床后屏风，因墓曾被盗掘而遭受破坏，出土时尚存面积较大的五块，每块高约800毫米、宽约200毫米、厚约25毫米。屏上满绘取自《孝经》、《列女传》的传统故事，富于劝戒意味；以朱红漆地，用黑线界出轮廓，人物面部和手涂铅白，并有浓淡渲染，较地地表现了肌肤色调和立体感。服饰器物涂黄、白、青、橙、红、灰蓝诸色，榜题及题记为黄地墨书，色彩十分绚丽，线条自如。据墓志，司马金龙历任北魏高官，死于太和八年（484）。汉代在榻后多置曲尺状屏。南北朝时代由三扇组成的Ⅱ字形屏更多。司马金龙墓床屏上即绘有这种床屏的形象，是后代床榻围板的先声，也可为此墓床屏实物的复原提供直接的依据。
总之，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古典家具的重要探索时期，低型家具继续发展，高型家具开始萌动。吸收、融合、创新正是这一时期家具的特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