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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帽椅之“用”。
官帽椅首先产生于苏吴地区，那里经济繁荣，家具制作工艺传统悠久。历代名人雅士辈出，当时文人士子所读的书中就有对养生的理解：如《易经》、《黄帝内经》等。因此，文人士子对养生的关注也间接影响着家具的制作和使用。官帽椅也在影响之列，《考工记》有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考虑到南方自然环境和士子的实际需要，应科举之风”制作出专为求学士子所用的坐具——既要体现家庭对科举的重视。又要利于士子用功学习。因为南方潮湿，《黄帝内经》说：“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脾生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征，在声为笑，在变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纷氮：寒胜热，苦伤心，感胜苦”阴阳在人体内，是相对平衡的。如果阴气偏胜，阳气必会受到损害。反之亦然。《黄帝内经》说五运“木运平气的识别在于木的特性是周遍流行、阳气舒畅，氧气散布，五行的气化也从而显得疏通平和敷和和气理端正；理顺随其变动是或曲或直，其生化能使万物兴旺。其属类是草木，其功能是发散，其征兆是温和……”[4]在中国哲学背景下，原木的椅与人跟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相互平衡，运用当地木材制坐具，利于士人刻苦攻读而不受“邪气”伤害。
从服务于刻苦攻读者的角度分析，坐在椅上应不能太舒服。因为太舒服，看书易犯困；受力点也不能太单一。因为太单一，容易产生疲劳感，不利于学习。所以带扶手的靠背椅即是首选坐在上面，除尾椎骨外，靠背和两个扶手都起到了重心分散的作用；有承脚的话，腿平放在上面（或者将脚踩到前枨子上），又增加一个受力点。这样，背、椎、大腿、胳臂、双脚共7个着力点支撑人的身体’，可避免因久坐、受力点单一而产生的劳累感。实际上，坐在官帽椅上并不舒服，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士子时时刻刻端正态度，对学业不得有偷懒之心，同时官帽椅搭脑酷似官帽，亦是对士子学习时很好的勉励；靠背板上补子的装饰花纹亦可看作是士子本人或者家人对自己的良好祝愿和期望。
四、官帽椅之“文”
官帽椅的“文”的色彩主要体现于它对文人思想和追求的表达上，明代文人崇尚理学。所谓理学，是在儒家经学、道教与佛教相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哲学化了的儒学；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佛学的思辨结构作为骨架，并吸收老庄“道生万物”的宇宙观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思想体系。当时社会中既有“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也有“心即是理”的见解。但它们以“理”为宗—— 肯定伦理道德的重要价值，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这种哲学背景下“理性的审美”[6]成为可能，即将伦理道德提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加以认识与实践。打开了从道德通过哲学影响审美的历史与逻辑通道，这在艺术方面的表现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推崇淡泊而含蓄、平易而隽秀的文人风格。强调造物的伦理道德内涵，官帽椅在文人士子的“参与”下。在关注人体物理需要外，向文人化方向——即强调其伦理精神价值的意义上延伸，正体现了文人的审美影响：轮廓多存直线。象征“无规矩不成方圆”；造型多曲中带直，曲而不弯，寓刚于柔暗喻忍者之美；靠背制成符合人体曲度的90度。让“宽袍大袖”的正人君子“正襟危坐”更显“行得稳，坐得正”的君子风度和品行；其天然的肌理品质，亦显示出“不事雕琢，天然成趣”的老庄质朴美学和儒学人格品质的追求。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看出：明代官帽椅是外来椅在造型上不断演化的结果，也是以实用为目的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意义充斥其内、以表征文人士子审美的载体，尽管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官帽椅已偏离原来追求秀雅简洁的轨道，渐渐向繁缛、雕镂方向发展，但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象征在社会各阶层广为普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