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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帽椅之演变
据考古资料记载，我国最早扶手靠背椅出土于新疆地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提到两件雕花兽足希腊式靠背扶手椅（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柜子的下半部分），其一出土于新疆和田尼雅遗址（东汉）（东汉为公元25-220年），另一件出土于古楼兰遗址（3世纪后期）。从其形制与装饰来看，椅身厚重，椅腿立狮状，扶手为希腊式的怪物并非汉代工匠所做，是随佛教的东渐而传入中国的官帽椅是外来扶手靠背椅逐渐汉化的产物：从早期敦煌壁画中得知，外来的扶手靠背椅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带须弥台的扶手靠背椅，扶手和靠背各为大木板做成虽然坚固，但比较沉重，不能轻易挪动；第二种是“绳床”，因坐面和靠背以绳结而成。行脚僧跪坐在上面而得名。这种扶手椅比较矮，与第一种比较因为它是用木架做成，虽然轻便’，但易于变形，（也有人认为它是胡床的一种是汉末民族融合的产物）传入中国时，扶手靠背椅主要为佛教高僧专用，但其汉化程度比较明显汉化主要有扶手、靠背、椅腿3个部位的表现，外来扶手靠背椅的扶手和靠背为木板或结绳做成椅腿粗大，易于变形，受中国木架建筑结构的影响。扶手靠背椅整体采用木架形式制作，以榫卯结构连接彼此，不易变形；椅腿采用 “收分”技术出现侧脚即柱头微向内倾柱脚微向外探。上细下粗呈现稳定的结构比较牢固；靠背上端的搭脑，受“栌斗”（即斗拱）技术的影响，中间略向上凸起，
枕木两头微向上勾卷呈现小“斗拱”的形式。
从敦煌石窟中最早有纪年的西魏285窟壁画中的“绳床”形象可看出：虽仍为绳床，但搭脑已中间高、两头向上弯曲，椅腿明显带有 “收分”式处理。至隋唐时，上层贵族将佛教用椅纳入日常生活用具中使其成为等级的象征。如隋墓壁画《徐侍郎夫妇宴享行乐图》(墓主人徐敏行卒于584年)所用的扶手椅子就是证明，通过图像可以看出，当时椅子汉化风格已相当明显：扶手和搭脑均出头搭脑中间向上凸起”。两端向上微微勾卷；细圆柱状椅腿也有“收分”处理，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感。搭脑和靠背的连接运用了“栌斗”技术类似的木结构扶手椅还见于唐天宝十五年（765年）高元圭墓壁画（图1）、敦煌148窟（盛唐）、196窟（晚唐）（图2）和108窟（晚唐）壁画等。这说明这一时期的椅子制作已明显吸收了传统木架结构建筑的造型技巧。是早期汉式椅的特有形式’，也是汉化的明证。五代时期，曲脑扶手椅已普遍为上层社会使用南唐画家王其翰《勘书图》中所描绘的人物坐椅已和明式官帽椅造型基本一致（图3）宋代时，高靠背扶手椅制作已相当精致。如仿李公麟风格的《白描罗汉册》（南宋）中第二幅罗汉图便绘有两椅：左侧僧人坐一竹椅，以圆竹棍作框架，搭脑出头。右侧僧人坐一曲脑扶手雕花椅靠背略后曲。搭脑已接近“官帽”的样式（图4），到了明代，匠作技术进步
曲脑扶手椅进一步发展。背板按人体后背特点而设计成一定的曲度。座面高度和宽窄也依具体的陈设环境和使用方式而合理安排。搭脑做成 “官帽”外轮廓形状：中间高起，与左右凹梁呈一定角度，两头稍弯，因为局部造型的不同。出现四出头官帽椅和南官帽椅两种类型：搭脑左右与扶手前端出头的造型样式统称四出头官帽椅，不出头的泛称南官帽椅。四出头官帽椅的出头多是通过立柱微向搭脑后上方及扶手外侧弯转，形成自然而流畅的曲线，尽头削出圆滑的圆头，南官帽椅是在椅背立柱与搭脑的衔接处，以立柱作榫头，搭脑两端的下面作榫窝压在立柱上，尽头处打磨光滑，与立柱整齐地衔合在一块，形成软圆角”。扶手与前腿交接处也是如此，官帽椅在当时亦随推崇简洁之风而盛行。
二、官帽椅之“官”
至于拥有“官帽椅”这个名字，则与明代文人“参与”设计家具有关。这里的“参与”并非“揽活儿”，而是工匠制作家具，须按照买家具的文人的要求来制作家具。明代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曾记到一位名叫张权(字仰亭)的木匠，他去苏州阊门外开店后”便去“白粉墙写两行大字道: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家伙。不误主顾，所谓坚固小家伙’即指后人所说的“硬木家具”由于明代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以苏州一带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这里分布大大量文人士大夫，他们与较多的社会阶层相关联’能更自由地推广自己的思想。因此，文人直接或间接向木匠定购家具并且提出设计要求乃寻常之事。这样也极易带动一种家具的风行。长此以往，即使是木匠自己的创作意图也更多地沾染了文人的特质。“官帽椅”名字或许正是工匠为迎取文人求官进仕的心理，以椅子搭脑形象似官帽外形而取的名字。另外，它的脚下枨子有两种。一种叫“赶枨”即后腿枨子低于前腿枨及两侧枨子。另一种叫“步步高枨”即前腿枨子、两侧枨子及后腿枨子依次升高，意在附会“官帽椅”这一名称的明证以能揽得更多营生的活计。
官帽椅的认可与明代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有关。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不久，导致“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yin）缘阿附辄窃仕禄”，而“怀才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的教训，决定“世治则用文”大兴学院。洪武三年（1370年）诏开科举。明确“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志》）另外，对考中的三甲优异者或品官子弟及平民“俊秀通文艺者”充国子监，岁时赐布帛文绮裘衣巾革华
正旦元宵诸令节，俱赏节钱。孝慈皇后积粮监中置红仓二十余舍，养诸生妻子。历事生未娶者，赐钱婚聘，及女衣二袭。月米二石，诸生在京岁久，父母存，皆遣归省，人赐衣一袭，钞五锭，为道里费”（《明史•选举志》）这大大鼓舞了文人志士科举取仕的斗志（尽管以后对儒生的待遇减少，发生多起迫害儒生的事件。但文人们科举取仕，渴求“入世”为国效力的心思依然不减），当时社会上流传《神童诗》等也如此劝学。以激励士人科举为业：“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前面提到工匠为了讨口彩找活干，将扶手靠背椅的枕木用“栌斗”技术制作成“曲脑”（中间高，左右两头向上微弯的造型），称之为“官帽” 形，而将曲脑扶手靠背椅叫做“官帽椅”如果当初这仅是工匠们自己的说法。那么在科举之风的鼓动和盛行下。采用“官帽椅”称呼曲脑扶手靠背椅，便是当时 “时尚”（科举取仕）所趋。“官帽椅”之名更多地为世人认可并确定下来，真正成为士子求取功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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