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家具在中国家具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贡献，它既抛弃以往一贯采用漆饰加工的制作方法，突出了木材纯朴的材质，又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然的心理，给以后明清家具留下了广阔发展空间。元顺帝曾被誉为“鲁班天子”，看来，一位当政者对某些事物的宠爱，必然是上行下效。
明朝建立后，中原的木器家具发展成“明式家具”，蒙古族家具大体上是处于保守状态，遂与中原家具日渐有别。但是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大融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家具也是如此，既有一脉相承的血源关系，也有春桃秋菊各香一时的特色。
近几百年，蒙古族家具上的浅雕、深雕，形成了“穿、花、过、梗、翻、转叠掖”等特有的民族形式与制造风格，富有韵味并辅以镶嵌更增添了许多天然情趣。
蒙古族家具，基本的构造是将主要的构件组成一个基本框架，然后根据所需，装配各种不同的附件，用传统木构件的榫卯接合的方式来结合部件，既具科学性，又显示了线条的魅力。家具中直线与曲线相结合与呼应，加深了层次感，丰富了艺术表现力。
摆件和首饰盒是实用的工艺品，多有用牙雕、骨雕、贝壳镶嵌于上组成各种祥和的图案。如“鱼龙变化”图案，上有一云龙，水中有一鲤鱼，或为一龙首鱼身者，或为一鲤鱼翻腾于龙门之上。传说中有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说文》中载，“龙于春分而登天，秋分于潜渊”，主要表示一种青云得路，变化飞腾之意，还有如三阳开泰等美好图案。这些精工细作的家具应属于艺术品类。
一般牧民家庭中有一些简单些的家具，图案多采用中心突出，四角或四边陪衬，相互照应的技法，这种纹饰的布局给人以既稳健又端庄的视觉效果，也只有蒙古族家具有如此的艺术境界。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北京广渠门外关厢有一妙觉观世音庙，殿内供奉观世音，佛像前有一核桃木制作的供桌，是插肩榫云头牙子翅头供案。长约3米余，高可过1米，宽在80公分左右。案板下方，云头牙子部位，深雕一鹰一熊作争斗状。据《本草》载：“鹰翼广丈余，能搏虎”。《诗经·小雅》载：“维熊维罴，男子之祥”。（注：罴音琵）因鹰与英同音，熊与雄同音，而以鹰熊寓英雄，二只猛禽凶兽相斗，二勇相争，智者胜，勇者胜，以此来喻比英雄之大智大勇。这件木器上的深雕，气势磅礴，夸张大气，浑然天成，是一件难得的木器艺术品，我们很难再称它为家具了。实可惜因战争关系，庙宇被拆后，巨大的供案下落不明。解放后只把高有丈余的铜铸观音像，由200人抬至城内夕照寺，今日铜观音还在。庙、像、供案皆是元朝建筑和制造。
蒙古族家具种类包括椅凳、桌案、床榻、柜架、摆件以及其它日用品类。元朝时蒙古族家具发展到鼎盛时期。半牧半农经济形式的出现，使得家具需求量猛增，更由于蒙古族王公大臣、寺庙喇嘛僧众，大牧主及住在城镇的富商们精神与物质的需求，蒙古式家具逐渐走向用料考究（如已用花梨、铁力木、等名贵木材）。并具有了做工明快，挺而有力，浑然天成的时代风格。这时的蒙古族家具与汉文化结合，已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中国元朝家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