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具五千年（下）

    明清时代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恢复、发展、停滞到崩溃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建朝以后，兴修水利，鼓励开垦，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当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扩大了国内市场，外贸远及朝鲜、日本和南洋、中亚、东非、欧洲等国。明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曾有向资本主义萌动的倾向，几经曲折到了清代中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由于两次资本主义工业化因素的出现，使得中国的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苏州、上海、广州、扬州和宁波等地相继出现了家具制作中心。这时期的家具种类和样式除满足生活起居的需要外，还与建筑有了更紧密的关系。一般厅堂、卧室和书斋等都相应地配置了几种常见的家具，出现了成套家具的概念。对于那些统治地位的上层社会已把家具作为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在建房时就根据建筑室内使用要求，考虑配置的家具种类、式样、尺度等进行成套配置。

    明清时期，海上的交通比较发达，因此，东南亚一带的木材源源流入中国。这些产于热带的木材具有质地坚硬、强度高、色泽和纹脉优美的特点，因而在制作家具时，可采用较小的构件断面，制作精密的榫卯，进行细致的雕饰和线脚加工。由于有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再加上当时高超的手工技艺和普及的金属装饰手段，使得明清家具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从而将中国古代家具推上了顶峰。

    明代家具一般分为凳椅、几案、橱柜、床榻、台架和屏座等几类，用材多为硬木，硬木家具以紫檀和花梨木为上品。紫檀质实而密，颜色深沉。花梨木纹理丰富，色泽秀润，所制作的家具稳健静美。这类木材做成的家具一般都不髹漆，用蜡打磨后便明亮如镜，能使硬木的美丽花纹显得格外隽永耐看，产生“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感。明代家具在体形上讲究简洁朴实，舒展大方，亲切近人，比例权衡适度，符合人体工学的基本原理，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单榫卯结构就不下20种，构件之间完全不要金属钉，仅凭榫卯就可以做到严丝合缝，经数百年仍完好无损。如避暑山庄和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紫檀四开光墩”、“黄花梨圆后背交椅”、“紫檀有束腰带托泥室座”等可见证。明代家具在室内陈设时也不求堆砌，着力有朴素明快，删繁就简，堂屋一般临后檐窗置案，前放桌椅，也有放置坐榻、屏风、茶几、爪楞凳和鼓儿凳的。书室讲究淡雅宁静，设有书橱、书案、椅凳等，墙上挂有字画和条幅，桌案上放些古玩、盆花和文具之类，疏落有致，潇洒脱俗，形成了极具个性的时代特色和中国民族风格。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客观的历史原因：一是当时的海禁开放，从东南亚一带输入了大量的硬木；二是民众普遍讲究家具陈设的风气；三是工匠具备了丰富的传统木作技艺；四是与文人的介入有关。我国历史上的一部分家具不仅被当作普通用品，而且被赋予某种人格，成为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如屏风，其作用是屏避风寒，分割空间，而汉人李尤的《屏风铭》则说道：“舍则潜避，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雍阏风雅，雾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在这里，屏风成了儒家道德伦理的化身，类似实例，不胜枚举。明代家具独特的风格，实质上包含着中国文人的尚古情结，是对中国文化本体加以说明与肯定。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道：“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和床榻等都以紫檀与花梨为时尚，崇尚古朴不喜雕刻，因而海内避远，皆效尤之，到了嘉隆、万王年间更为盛行。大约在明万历31年（公元1603年），中国的床、桌和椅就开始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同时也影响着欧洲家具的发展。

    明式家具最早盛行于江苏的苏、松地区，这一带当时经济比较发达，人文昌盛。但明代中期以后，国家政治危机加重，传统文化遇到了挑战，这种精神上的危机使得一部分文人把兴趣和激情转移到对传统文化载体的惜恋上来，表现在家具设计上就是泥古主义的审美观的强化。如爱好硬木的古雅深沉，家具纹理的自然质朴，陈设上的简洁空灵等等，以从中觅得庇护精神与慰籍道德的力量。

    明式家具的繁荣，很长一段时间是集中于苏州地区，故明式家具也称苏式家具。明式家具艺术堪以黄花梨木家具为代表，充分发挥材料的性能，表现出自然大方，轮廓简练舒展，比例适度，气度不凡；在结构上卯榫精密，坚固牢实；在制作上雕刻与线脚处理得体，点缀恰到好处；在金属配件上式样玲珑，配备得当。总之，明式家具做到了坚固有美观并举，功能与艺术并重，在整个世界家具艺术中独树一帜，在世界上享有“东方艺术明珠”的美誉。

    明式家具鼎盛之后，出现了广式家具，家具的产地由主要集中在苏州而转向主要集中于广东。明式与广式家具的相互更替，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广式家具以红木为主要原材料。在品种上，除了传统的桌、椅、凳、几和屏之外，还有成对的书橱、书架和挺拔的立柜、大柜以及考究的梳妆台、穿衣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