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家具史研究（2）

    文人，广泛地说是指受过教育之人。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未受教育的人区别是很大的。

    首先，整个社会中，受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很小的，所以，“读书”成为一件十分难得而荣耀的事情，对于读书人，无论从国家的制度待遇上，还是在人们的心理评价上，都有着优待，“士，农，工，商”，以文人为主体的士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文人、“儒生”是社会中的特殊而受尊敬的一个群体。尽管在明代，受教育的人数的比例较已往的朝代已经有显著的增加，然而相对于现代社会全民性的普及教育，这种机会相对仍是稀少而珍贵的。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中，常常要举整个家族之力，才能供养一两个男子读书1。当这些读书人获得“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便开始真正的科举生涯，也真正走上“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

    其次，文人因为受过教育，从而掌握了阅读书面文字的能力。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字和口语是两个独立的体系，前者称为“文言”，后者称为“白话”。受教育的人不仅认得了字，还掌握了阅读和写作文言的能力。受过教育的读书人，其整个读书的生涯，伴随着儒家经典的学习，还有所有作为书面语言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这个过程中，文人始终在中国传统精英文化中浸染，所以很自然的是，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其生活方式、审美情操和精神理念上，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专门把文人单独列出来的一个原因。

    当一个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他也就晋升到了“士”这个阶层。在传统社会中，“官”与“民”是严格区分开来的，所以也可称为“官民社会”。“官 ”或“士”是除去皇家贵族外社会的最高阶层。周敦颐曾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见作为文官和一般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之间的距离。

    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文人们在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没有深重的民族灾难，没有国破家亡、颠沛流离。同时，明代自中晚期以后，商品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一种以物质消费为基础的“消费文明”也日益生长强大。晚明的文人一面受到机械刻板的科举与仕途的压抑，一面浸淫于这繁盛的物质文明之中，尤其呈现出反抗正统儒家教育“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而以主动和夸大的姿态来投入饮食男女、声色犬马的世界中2。所以明代的文人，其生活的方式较之前代的文人，更加追求物质的享受，更加追求“闲情逸致”的生活情调，也更加趋向于世俗化。

    明代的文人积极地参与到生活方式的经营上，他们竭思尽虑地追求情致、风雅、趣味、清韵、脱俗，主动地参与营造、构筑房屋园亭，编写、排演戏曲，收藏、鉴定古董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文人还积极参与到家具的设计和制造上来。比如明代曹明仲在《格古要论》中说到：“琴桌需用维摩样，高二尺八寸，可容三琴，长过琴一尺许。”又如，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讲到一种可以折叠的桌子：“叠桌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做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用以抬合，以供酬酢。”另外高廉在《遵生八笺》中写到一种风雅脱俗的“二宜床”：“二宜床，式如尝制凉床。少阔一尺，长五寸，方柱自立覆顶当作成一扇阔板，不令有缝。……床内后柱上，钉铜钩二，用挂瓶，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意爽意快，冬夏两可，名曰二宜床。 ” 3又《遵生八笺》中对“藤床”的描述：“高尺二寸，长六尺五寸，用藤竹编之，勿用板，轻则童子易抬。上置椅圈靠背如镜架，后有撑放活动，以通高低。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俱妙。”更有文震亨在《长物志》卷六中记载家具凡二十余件，并专设一卷论及室内陈设。

    由此可以看出，文人的生活方式和使用的家具，不仅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文人创作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态、气质、审美特质都会受到文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操的熏陶和影响。故本章讲其单独列出，具体细腻地进入文人独特的家具和家居生活，伴随着文人的生活趣味和审美追求，以及最基础的精神理念的根基。

    明代的文人，如同历代的文人，“读书”是其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读书，还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读书，不论是为了社稷民生而读书，还是为了怡情养性而读书，说到底“读书”是文人的“天职”。当然这里“读书”是个广泛的定义，不仅指阅读书籍，也包括了与此相关的著书，书法，绘画，文会，研究版本，鉴定字画，等等相关的生活活动。此外，文人和士大夫是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扬者，他们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和礼仪规范的制定和维护者，所以从文人的生活中，尤其是社交生活中，可以看到“礼”始终贯穿其中。这些“礼仪”将会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