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江下游绫织物纹饰浅析
早在开元、天宝年间，长江下游特殊丝织品的生产就有相当高的水平，如天宝初年，韦坚向朝廷进奉的土特产中，有广陵郡（扬州，今江苏扬州）的锦；丹阳郡（润州，今江苏镇江）的京口绫衫段；晋陵郡（常州，今江苏常州）的“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越州，今浙江绍兴）的罗、吴绫、绛纱；吴郡（苏州，今江苏苏州市）的方纹绫等[2]，但主要是绫。尤其越州，在唐代后期绫的生产发展更快。“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3]《唐国史补》这段文字，既从某种角度反映了浙东节度使属下的越州、明州等地区，由“不工机杼”到“绫纱妙称江左”的变化原因和趋势，又说明越州等地唐后期绫纱在江东有名的事实。薛兼训任浙东节度使在宝应元年（762）至大历五年（770）间[4]，凡8年，以每年得北方织妇“数百人”计，8年可达数千人之多。因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越绫的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载，自贞元以后，越州“凡贡之外，别进异文吴绫及花鼓歇单丝、吴绫、吴朱纱等纤丽之物凡数十品”；《唐会要》卷85《逃户》云：“贞元十二年六月，越州刺史皇甫政奏：贞元十年，进绫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请新来客户续补前数……”说明贞元后，越绫的生产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罗隐《咏绣》诗云：“蜀锦谩夸声自贵，越绫虚说价功高”，[5]越绫已成为与蜀锦并列的著名产品。因此，唐统治者常诏进奉，如敬宗就曾诏浙西进奉1000匹可幅盘绦缭绫，被李德裕谏止[6]。有时，越绫还被作为赏赐之物，韩渥《锡宴日作》诗自注：“是岁大稔，内出金币赐百官，充观稼宴。学士院别赠越绫百匹”[7]，说明越绫不仅在江南，就在全国丝织中，都有很高地位。
综合贡品等资料，唐代长江下游越州等地以花纹、色彩、地名、织造工艺命名的绫主要有：越州白编绫、交梭绫、异文吴绫、吴绫、十样花纹绫、缭绫等；润州方棋（方纹）绫、水波绫、鱼口绫、绣叶绫、花纹绫等；湖州御服鸟眼绫；杭州白编绫、绯绫；睦州交梭绫、纹绫；明州吴绫、交梭绫；苏州绯绫；扬州独窠绫等。这里所列，除方棋、水波、鱼口、绣叶、独窠、十样花纹等以图案命名的绫外，其余都是什么花纹，仅据贡品资料很难了解，现特结合诗文等其他资料进行分析。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8]；“水波文袄造新成，绫软绵匀温复轻”[9]，看来，杭州所贡白编绫、绯绫，有柿蒂纹和水波纹图案。柿蒂纹本是一种四出、放谢性的图案，但唐代的柿蒂纹已不限于四出，甚至有五出、六出或更多，且通常为遍体散花的疏朗布局，如出土的“黄色柿蒂纹绫”[10]。水波纹属自然气象纹类，早在原始社会的彩陶中就已出现，但商周至南北朝的工艺装饰中，这种纹饰却用得不多，唐代又重新兴起，故水波纹是当时的一种极流行的纹饰。如塔里木盆地拜城克孜尔石窟曾出有“波纹锦”[11]，黄红线交织作地，透出皂绿双重波纹。 |
